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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6章 证词、故人与“从未”二字
    我接过信,抽出信纸。

    海瑞的字迹,一如既往地硬,像刀砍斧凿。

    “李总宪钧鉴:

    苏州三十七份状子,子坚兄已示瑞。诬告之状,手法拙劣,破绽有三:

    其一,状称子坚兄于二月十六日在苏州‘醉仙楼’密会粮商王某。查当日清丈记录,子坚兄人在无锡丈田,有县丞、里长、佃户二十七人画押为证。

    其二,状称王某仓库‘被查抄’。查苏州府档,当日并无查抄记录。唯一笔粮商王某报失火损粮三百石,已领保险银。火起于子时,若官府查抄,岂会选夜半?

    其三,状子笔迹。三十七份状子,落款三十七人,笔迹却出自三人之手。瑞已请赵凌比对,系苏州府前书吏张荣、李茂、王贵所书。此三人现受雇于‘通裕粮行’。

    通裕粮行之东家,乃徐琮妻弟陈有德。

    诬告者何人,背后何人,一目了然。

    瑞本不必多言。然朝廷命官被构陷,若无人为证,则法度何存?

    故瑞愿为子坚兄作证。非为私谊,为国法耳。

    海瑞顿首。”

    我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在灯下坐了很久。

    周朔站在旁边,等我开口。

    “这封信,”我说,“不是写给我的。”

    周朔没接话。

    “是写给他自己的。”我把信封轻轻搁在桌上,“海刚峰这辈子,从不站队,从不攀附。严嵩拉拢他,他不理;徐阶提携他,他不谢。”

    我顿了顿。

    “可有人诬告朝廷命官,他坐不住。”

    周朔低声道:“那大人打算……”

    “派人去南京。”我打断他,“告诉陈文治,此案由他主审。海瑞当堂质证,赵凌呈笔迹比对,王石的人证物证一并过堂。”

    “那三十七份状子——”

    “传写状子的书吏。”我说,“传递话的粮商。传陈有德。”

    “问他们——”

    我顿了顿。

    “诬告钦差,该当何罪?”

    周朔领命而去。我独自坐在值房里,窗外是北京城沉沉的夜色。

    三天后,南京的回报到了。

    不是正式公文,是周朔用六百里加急传回的口述笔录。他亲自去了南京,坐在都察院正堂的角落里,把整场会审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

    我展开那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

    南京都察院正堂。

    陈文治坐在主审位,惊堂木迟迟没落下去。

    通裕粮行东家陈有德跪在堂下,脸色发白。三个前书吏跪成一排,像三摊扶不上墙的烂泥。

    海瑞从侧门走进来,手里捧着那只粗陶碗,今日没装茶,装的是卷宗。

    他没看陈有德,没看陈文治,甚至没看坐在旁审位的王石。他径直走到证人位,站定,开口。

    “臣,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海瑞,为苏州诬告案作证。”

    他把卷宗摊开,第一页是清丈记录的抄件。

    “二月十六,王石在无锡丈田。县丞何茂、里长钱贵、佃户张三丁等二十七人,画押为证。”

    他的手指点在日期上,“醉仙楼密会?无锡距苏州一百二十里。王佥宪是会飞,还是会分身?”

    堂下有人没憋住,发出低低一声嗤笑,随即被陈文治的咳嗽压住。

    海瑞翻到第二页。

    “苏州府档,当日并无查抄记录。”他顿了顿,抬眼看向陈有德,“倒是有一笔‘报失火损粮三百石,领保险银’的账。”

    “失火在子时。”

    他的声音不高,却像钉子钉进堂上每个人的耳朵里:

    “官府查抄,岂会选夜半?”

    陈有德汗如雨下。

    海瑞翻到第三页。

    “三十七份状子,三十七人具名,笔迹出此三人。”他没有回头,但堂上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谁。

    他终于抬起眼,直视陈文治。

    “这不是诬告。”

    他说。

    “这是把朝廷法度,当成了儿戏。”

    陈文治的惊堂木落下去,“啪”的一声,像断头台上的闸刀。

    “陈有德,你可知罪?”

    陈有德瘫在地上,嘴唇翕动,像一条被甩上岸的鱼。

    我放下笔录,久久没有说话。

    窗外传来更鼓声,一下,又一下。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有人问我:海瑞这种人,到底图什么?

    我当时答不上来。

    现在我知道了,他什么都不图。

    他只是见不得假的,被当成真的。

    周怡病重的消息,是岳父亲自来告诉我的。

    那日我刚从文华殿讲完课回来,就见岳父坐在值房里,手里捧着茶,一口没动。

    “顺之兄想见你。”他说。

    我愣了一下。

    “他托我带话,”岳父顿了顿,“说《嘉靖奏疏考》他整理已完成,有些条目,想当面交代给你。”

    我放下手里的卷宗。

    “何时动身?”

    “今日。”

    马车从京城南门驶出时,正是黄昏。岳父坐在我对面,一路上没怎么说话。

    他和周怡是嘉靖十七年的同科进士。

    “顺之当年,”岳父忽然开口,“和你父亲一样,都是那一科最年轻的。”

    我看着他。

    “殿试的时候,先帝问他对策里那句‘民为邦本’作何解。他当着满朝文武说,‘本固邦宁,本弱邦倾。今之本,在江南赋税太重。’”

    岳父顿了顿。

    “满殿都捏着把汗。他才二十出头,头一回见皇帝,张口就敢说这个。”

    “后来呢?”

    “后来先帝批了二甲传胪。”岳父看向窗外,“没罚他,也没夸他。只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倒是个愣的。’”

    我沉默了。

    周怡这个“愣”,一楞就是一辈子。

    严嵩当权,他弹劾严嵩。被下了诏狱五年,期间放出来一个月,又被抓回去。被狱卒刻意断水断粮,人都脱了形,愣是没死。

    徐阶当权,他没去攀附。高拱当权,他也没去攀附。

    自从奉命归京后,他把那口气,全熬进了那本《嘉靖奏疏考》里。

    周怡家在南城一条僻静的巷子里,三间旧瓦房,院子小得转不开身。

    岳父在门口停下,朝里面努了努嘴:“你自己进去。他在等你。”

    我推开门。

    周怡靠在窗边的藤椅上,膝上盖着一条旧毯子。阳光从窗棂斜斜透进来,照在他脸上,把那些皱纹照得更深。

    茶几上摆着一摞手稿。封皮上是他亲笔写的字:《嘉靖奏疏考》。

    “瑾瑜来了。”他笑起来。

    我在他床边的凳子上坐下。

    “周伯父”

    “别这副表情。”他摆摆手,“又不是今儿就死。太医说还有三个月,够用。”

    他指了指那摞手稿:“里头有几条,关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的,我查了三个版本的档,对不上。你回头让赵凌帮着翻翻北镇抚司的存目——”

    “周伯父。”我打断他。

    他停下来,看着我。

    我张了张嘴,嗓子像被什么堵住了。

    目光落在他的手腕上。

    那里有一圈洗不掉的印子,暗沉沉的,像被火烙过。

    是枷锁磨的。五年诏狱,铁枷套在同一个位置,皮肉长合了,疤痕却留了一辈子。

    他在诏狱没死。只是手腕上多了一圈永远褪不掉的印记。

    “顺之伯父。”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

    他看着我。

    “你恨先帝吗?”

    这句话压在我喉咙里很多年了。从我第一次见他,从周延总宪哪里

    窗外有鸟叫。院子里,岳父负手站在那棵槐树下,没有回头。

    周怡低下头。

    他看着他手腕上那道磨不平的旧痕。拇指在上面轻轻抚过,一下,又一下。

    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发上。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

    “从未。”

    他说。

    我的呼吸停了一瞬。

    “从未?”

    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勉强,没有苦涩,甚至没有我预想中的、任何与“宽恕”有关的费力。

    他只是笑了笑,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他关了我五年,可他没有一天不让我读书。”

    “他断了我三天的水粮,可他没有断过我牢房里的灯油。”

    “他在位四十五年,杀过忠臣,用过奸佞,信过丹术,误过国事——”

    他顿了顿。

    “可他也没有一天,不想让这个国家好。”

    我把脸埋进手掌里。

    “瑾瑜。”

    我抬起头。

    他看着我的眼睛,那双熬过五年诏狱、饿过七天、磨出老茧的眼睛里,没有怨恨,没有不甘。竟有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慈悲。

    “恨,太累了。”

    “我把那点力气省下来,做完了想做的事。”

    他指了指案头那摞《嘉靖奏疏考》。

    “瑾瑜,抽时间送我归乡吧,我想落叶归根。”

    “一定”。我轻握周怡的手承诺。

    从周怡家出来,天已黑透。

    岳父在巷口等我,负手站在一盏昏黄的檐灯下。

    他没问周怡最后跟我说了什么。他只是沉默地走在我身侧,像一座不会说话的山。

    走了很久,他忽然开口。

    “顺之这个人,”岳父说,“当年在翰林院,谁都说他活不过三十。”

    “为何?”

    “太愣。”岳父顿了顿,“愣的人,在官场活不长。”

    他停下脚步,看着夜色里影影绰绰的北京城轮廓。

    “可他活到了六十。”

    “不是命硬。”

    岳父转头看着我。

    “是他从来没恨过不该恨的人。”

    我站在原地,很久很久。

    回到府邸时,夜已深。

    成儿早就睡下,婉贞在灯下刺绣,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问,只轻声说:“灶上热着粥。”

    我摇摇头,在书房坐下。

    桌上摊着周怡那本《嘉靖奏疏考》的抄稿——他提前托岳父带给我的,说让我留着,日后查案或许用得上。

    我翻开扉页,看见他的题跋。

    墨迹很新,是最近才添上去的。

    寥寥数行,字迹已有些颤抖,但一笔一划仍是当年的风骨:

    “余二十举于乡,二十五成进士,三十七下诏狱。四十二再入,四十三释归。

    先帝在位四十有五载,余事之十八年。狱中五年,尝扪心自问:值否?

    今将归乡,回看旧疏,恍如隔世。

    值也。”

    我合上书。

    窗外,更鼓敲过三响。

    周怡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恨,太累了。”

    我把《嘉靖奏疏考》轻轻放在案头,吹熄了灯。

    明天还有明天的仗要打。

    但今晚,我想我会睡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