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朝廷敕令后，陈庆花了三天时间，总算是完成了太常寺的交接工作。想到这里，他就气打不一处来！明明是去吏部要人，要求吏部尽快增补太常寺少卿的，搞到最后自己这个正卿也要出京了！堂堂...太子目光沉静，不疾不徐道：“孤听苏师傅讲起一事——豌豆高矮之性，子代全高，孙代八高一矮，隐而复现，谓之‘分离’；又言麦穗疏密、稻秆强弱、棉铃大小，皆可循此理推演验证。里小父长于稼穑，深谙田亩之变，若肯俯身细察，分株编号，逐代记录，三年之内，必可立一新法，成一家言。”林主闻言怔住，手指无意识掐进掌心。他自幼随父下田，识得百谷枯荣，辨得千种虫病，却从未想过，一株禾苗的挺与折、一粒米的饱与瘪，竟能被数算出来，被写进书里，被后人称作“律”。他喉头微动，想说“老臣不过粗人”，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太子早将他神色收尽眼底，温声道：“此非空谈，亦非考较。孤已命尚膳监腾出西苑三顷熟地，专供试验。又拨银五百两，购种、雇工、建册、绘图，一应开销，由东宫支应。再调农事司两名通晓《齐民要术》的老吏为助，另配文书一人，专录日志。”张溶适时上前，递过一本薄册：“这是草拟的《育种纪略》初稿，含地块划分、植株编号、性状登记、杂交标记、子代追踪等十二法。里小父若觉可行，明日便可带人入西苑丈量布畦。”林主双手接过，纸页轻薄，却似有千钧重。他低头翻看，见内页密密麻麻画着方格，每格标“甲一”“乙七”，旁注“三月廿二，甲一株授粉，父本高秆青穗，母本矮秆黄穗”；又见一页贴着干枯豆荚，旁边墨笔小楷写着：“四代孙株，高者九十七，矮者十三，合八·七比一，误差在容限之内”。他指尖抚过那行字，忽然想起十年前在河西水渠边，自己蹲着数过一整垄麦穗的粒数，只为弄清为何同一块地，北头穗大，南头穗瘪——那时没人告诉他，这叫“田间变异”，更没人说，它能被记下来、算出来、传下去。他抬眼，声音低哑：“殿下……这法子，谁想出来的？”太子未答，只看向张溶。张溶道：“是苏师傅从古籍残卷中寻得蛛丝，又参以江南老农口述、夷陵轮船局试种记录，反复推演，方才厘清脉络。但真正能落地、能生根、能结果的，非里小父不可。”林主胸口一热，不是因褒奖，而是因“不可”二字。他一生最怕被人说“你不行”，也最恨被人说“你只配守旧”。可今日，竟有人把一柄未开刃的刀，连鞘递到他手里，说：这刀，只有你能磨亮。他忽而起身，深深一揖，额角抵在膝上，久久未起。太子亲自扶起他：“里小父不必如此。孤信你，不是信你的官位，是信你在河西教农夫修堰、教妇人窖薯、教童子识肥的那双手。”三日后，西苑田埂上插起第一面竹牌，上书“甲区·高矮对照圃”。林主挽着裤管，赤脚踩进泥里，亲手挖坑、点种、覆土。他让文书在册首题一行字：“万历九年四月十五日，始育第一代。父本：高秆青穗（采自徽州绩溪）；母本：矮秆黄穗（采自湖广襄阳）。记苗三百株，编号甲一至甲三百。”他不再提“创新性不足”，也不再驳回任何农学来稿。他让文书另设一匣，专收各地田户寄来的“异种”：福建红米、云南紫苞、辽东黑豆、甘肃旱麦……每粒都单独封存，附简帖说明产地、收成、异象。他亲笔批注：“留待杂交，验其显隐”。消息如风过野，不出半月，实学会农科部案头堆满新稿——不再是空泛议论“粪宜何用”“雨宜何时”，而是《建昌府三季稻茎节长与日照时长对照表》《潮州盐碱地棉株叶脉密度观测日记》《凤阳旱地花生单株结荚数月度统计》……林主一篇不驳，只命人抄录归档，按地域、作物、性状分类，排成一座纸上的“田亩图谱”。英国公李伟得知，先是冷笑，继而默然。他遣徐思诚赴西苑观礼，徐思诚回来后只说一句：“林公日日蹲在田里，手上有茧，册上有墨，地上有印。他若不算农学，天下再无农学。”李伟没再上奏。但他在家宴上，亲手给林主斟了一杯酒，杯底磕在案上，清脆一声：“老弟，你赢了。”林主仰头饮尽，辣得咳嗽，却笑出眼泪。与此同时，九江这边，瓷土厂已出第一批精炼瓷土，白如凝脂，捏之成团，抛之不散；化工厂亦破土动工，倭银公司派来的两位匠师，带着硝石提纯炉图纸，在江畔搭起临时工棚，就着瓷土厂排出的酸洗废液，熬出第一锅明矾结晶——雪白晶亮，映着江光，似碎银铺地。洪知府亲至工棚，捧起一小撮结晶，迎着日头细看。阳光穿过晶体，折射出七道微芒。“好东西。”他说，“火柴头一点就着，肥皂泡一搓就满，玻璃窗一装就亮。这些东西，将来要进千家万户，不靠朝廷发，不靠士绅捐，靠的是咱们九江自己烧出来的炉火。”冯天禄站在他身侧，望着远处码头上正卸货的几艘船——一艘挂着“夷陵轮船局”旗号，载着螺旋桨铸件；一艘漆着“倭银”朱砂纹，舱中堆满硫磺包；还有一艘船头刻着“胡记”二字，舱门一开，涌出十数个衣衫素净却眼神锐利的年轻人，腰间佩刀，袖口沾墨，正是胡商人从江南请来的画师。他们不是来卖画的，是来“改图”的。董匠头领他们走进新建成的绘图房，墙上已钉满佛郎机样稿：圣母抱婴图、圣徒持杖图、贵族宴饮图……线条繁复，人物逼真，衣褶如水，光影分明。一名画师伸手抚过一张炭笔素描，叹道：“这画法，是西洋人的‘明暗法’，我们江南只学其形，未得其骨。”董匠头点头：“所以请诸位来，不是照着画，是教我们怎么烧瓷时‘留白’、怎么釉下彩时‘分层’、怎么让瓷胚弧度与画面透视相合——让瓷，替画说话。”画师们对视一眼，有人解下包袱，取出一叠泛黄纸页——竟是《泰西格致论》残本，内页密密麻麻批注着中文译解。原来他们早年便偷学西法，只苦无用武之地。当日午后，绘图房烛火彻夜未熄。第七日，第一套“圣母系列”青花瓷胚出炉：五寸碟、七寸盘、九寸碗，胎体薄如蝉翼，釉色匀润如玉，圣母面容柔和，衣袍褶皱处竟用极细青料勾出明暗过渡，远观如浮雕，近抚却平滑无痕。胡商人捧着样品直奔府衙，一路小跑，鞋底蹭掉半块泥。“府尊！成了！”他把碟子托在掌心，像托着一枚刚出壳的鸟卵，“佛郎机商船主看了，当场签了五百套订金！说这碟子盛肉，油不浸胎；盛酒，香不泄气；更难得是——它让西洋人用上了自己的图，却还是咱们的瓷！”洪知府未接碟，只问：“成本几何？”“刨去人工、料钱、运费，一套净利三分银。”胡商人抹汗，“若量产，可压至二分五厘。”“够了。”洪知府终于伸手，指尖轻轻碰了碰碟沿，“明年春汛前，我要看到两千套出海。不是试产，是正经走货。”胡商人一愣：“这么急？”“急？”洪知府望向窗外长江，浊浪翻涌，千帆竞发，“你当朝廷只许我们偷偷摸摸？不。朝廷许我们试，是给我们一条活路，不是给我们一道免死金牌。试错了，没人救；试对了，才有人跟。”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却更沉：“张总督的船已在路上，夷陵轮船局新造的‘浔阳号’，八日后抵埠。船上载的不是货，是朝廷的耳目——它要亲眼看看，九江的窑火，烧得旺不旺。”胡商人背脊一凛，随即挺直：“下峰放心！画师已分三班，昼夜绘图；窑工扩招六十人，三座新窑同步点火；连码头脚夫都学会了辨认‘佛郎机货’与‘江南货’，专挑白瓷胚上船！”洪知府点头，忽又问：“董匠头呢？”“在后窑守着第三炉。”胡商人答，“说这一炉火候差半分，整窑报废。他蹲在窑口，拿蒲扇扇了两个时辰。”洪知府沉默片刻，解下腰间一块青玉佩，递给胡商人：“你送去给他。就说——火候不到，宁可冷炉；人心到了，火自然旺。”胡商人双手接过，玉佩温润，沁着体温。他转身欲走，又被唤住。洪知府道：“告诉董匠头，下月，府衙将设‘九江匠籍’。凡在瓷土厂、化工厂、绘图房、轮船维修厂效力满一年者，无论原籍何处，皆可录入匠籍，子孙三代，免徭役，准应匠试，优先进学。”胡商人浑身一震，匠籍？那是连景德镇窑户都求之不得的身份！意味着子弟可读《天工开物》，可考工科举，可穿青布直裰而无需报备！他喉头哽住，只重重磕了个头，额头触地，声如闷雷：“谢府尊！九江的火，烧得起了！”果然，浔阳号如期而至。船未靠岸，码头已清出专道；船板刚搭，府衙六房主簿列队迎候；张文弼一身便服，立于船头，身后跟着三名穿褐袍的“长江航运巡检司”吏员，腰悬铜牌，目光如尺。洪知府率冯天禄、胡商人、董匠头、倭银林主事，一同行礼。张文弼跳下船，未先问政，反指江畔新立的烟囱：“那烟，是烧瓷的，还是烧碱的？”洪知府答：“皆是。瓷土厂焙烧，化工厂蒸馏，共用一炉，余热导引，互不干扰。”张文弼颔首，又踱至绘图房外，透过窗棂看内中忙碌身影：“画师多少人？”“三十七位，江南二十一，徽州九，江西本地七。”“可曾签约？”“皆立契书，五年为期，薪俸按成付，另有匠籍许诺。”张文弼终于转过身，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董匠头脸上：“董师傅，听说你守窑两日未眠？”董匠头拱手：“不敢欺瞒张大人。第三炉是‘圣母图’首批量产，坯体薄，火候险，不敢假手于人。”张文弼点点头，从怀中取出一封火漆未启的信，递给洪知府：“苏检正手谕。不阅，不宣，仅你一人可知。”洪知府双手接过，指尖触到火漆微温，知是刚封不久。张文弼又道：“朝廷不查账，不计数，不点名。但浔阳号每月来一次，船上载着各色新器：测温铜表、酸碱试纸、水力锻锤图纸……皆供九江试用。若成，则推广；若败，亦不究。”他停顿片刻，望向滔滔江水：“张总督说，长江不是一道河，是一条血脉。九江若死，血脉瘀滞；九江若活，百川奔涌。”言罢，他登船离去，浔阳号鸣笛三声，劈波东去。洪知府攥紧那封信，未拆，只觉掌心汗湿。当晚，他独坐书房，灯下展信。信纸素白，字迹清峻，唯末尾落款处，盖着一方朱印——不是官印，而是苏泽私章，印文两字：“默允”。没有条款，没有时限，没有“准”或“否”。只有这两个字，如烙铁烫在纸上。洪知府盯着那两字，良久，忽然提笔，在信纸空白处写下四个小字，力透纸背：“肝脑涂地。”翌日清晨，他召来冯天禄、胡商人、董匠头、林主事，及新任九江匠籍司提举——此人原是夷陵轮船局的绘图匠，因改良螺旋桨流线图受赏，调来九江主持技术档案。八人围坐，洪知府将苏泽手谕置于案心，未念一字，只将“默允”二字推至中央。冯天禄凝视片刻，缓缓道：“府尊，默允之后，便是‘明责’。”胡商人接口：“对！朝廷不说话，咱们就得自己把话说圆——招商章程、税返细则、匠籍条例、环保规约，所有条款，今日起，白纸黑字，刊印成册，发至每家作坊、每位匠人手中。”董匠头沉声道：“还得立碑。在瓷土厂门口，化工厂门口，绘图房门口，都立石碑。碑上刻三行字：第一行，九江府告示；第二行，条款原文；第三行，府尊亲笔——‘违者，削籍、罚银、永不录用’。”林主事笑道：“我倭银公司愿捐石料。再加一行——‘监督执事：倭银林某，电话：九江码头茶馆老陈’。”众人哄笑，笑声未落，洪知府已铺开一张素绢。他研墨提笔，蘸饱浓墨，悬腕不落，仿佛在等什么。窗外，江风骤起，卷起檐角铜铃，叮当三响。他手腕一沉，墨落如珠：“九江新政，自万历九年五月朔日始。不靠天恩，不赖祖荫，唯凭双手，烧一炉真火，铸一城筋骨，养万民性命。”墨迹未干，冯天禄已取印泥，按上鲜红大印。印落处，朱砂如血。江风穿堂而过，吹得绢上墨字微微颤动，仿佛活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