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独立病房。祁讳坐在病床边玩着手机，时不时和景恬聊两句。景恬则躺在病床上，笑盈盈的看着祁讳，手搭在祁讳脸上，轻轻抚摸着。脸有些粗糙，有些硬，胡茬还很扎人。祁讳一直注...范兵兵话音刚落，办公室的玻璃门就被轻轻叩了三下。她抬眼，见是助理小陈，手里捏着一份加急签收单，指尖还沾着一点未干的快递胶印。小陈脸色有些发紧，把单子递过来时，喉结上下滚了滚：“姐……刚到的，中影那边寄来的，没封条，但寄件人栏写着‘项目筹备组（代）’。”范兵兵眉梢一跳，没接，只用指尖点了点桌面：“拆。”小陈立刻照办。信封里滑出一张A4纸，是份加盖红色公章的《关于联合推进“志愿军系列电影工程”前期调研工作的函》，落款单位是中影集团战略发展部，日期是昨天——比于冬拿到内部消息还早六小时。更醒目的是右下角手写的一行小字：“请祁讳导演优先审阅，附参考片单及主创意向表。另：拟邀冯大纲、李延年参与编剧统筹，望酌情协调。”范兵兵盯着那行字，足足看了十秒。不是因为“冯大纲”和“李延年”并列出现——这早在她预料之中；而是因为“优先审阅”四个字后面，没写“祁讳导演团队”，没写“祁讳工作室”，甚至没写“祁讳先生”，就只是干干净净、不容置疑地写着“祁讳导演”。仿佛整个中影系统，已经默认他是这个项目的唯一锚点。她忽然想起上周在协和医院VIP楼道里撞见的那一幕：祁讳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灰蓝色工装夹克，袖口磨出了毛边，正蹲在景恬病房门口，用一把小剪刀，极其耐心地修剪一支向日葵的茎秆。护士路过时说“祁老师又带花来啦”，他抬头笑了一下，眼角有细纹，却像刚从阳光里捞出来的温润玉石。景恬手术前夜，他守了整晚，凌晨三点还给剧组发完三版分镜修改意见，手机屏光映着他下颌线，冷硬又沉静。那时她站在拐角，没出声，只默默数了数他夹克内袋鼓起的轮廓——两支录音笔，三张手写便签，还有一小盒速效救心丸。没人知道他为什么总随身带这个。也没人敢问。范兵兵把函件翻过来，背面果然贴着一张便签，字迹清峻有力，是祁讳亲笔：“兵兵，冯导的《手机2》剧本我粗看了，结构扎实，但第三幕群像调度稍显拥挤，建议压缩派出所戏份，强化田菲菲视角的主观镜头。另，李延年若真想碰主旋律，可让他先去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住一周，带速写本，不准带手机。——祁讳，晨六点，于协和停车场旁煎饼摊。”她攥着便签，指节微微发白。不是气，是闷。一种被彻底看穿、又被轻轻托住的闷。原来他全都知道。知道她让李延年盯冯大纲，知道她拿《手机2》当筹码，甚至知道她暗地里试水过李延年那个“现实主义文艺片”的粗糙企划案——那份被她锁在保险柜最底层、连凌环滢都没见过的PPT，标题叫《钢轨上的麦田》。祁讳怎么知道的？她猛地抬头：“小陈，查一下，昨天下午三点到五点，谁进过我办公室？”小陈愣住：“就……保洁阿姨，还有……”“还有谁？”“还有祁讳老师。”范兵兵呼吸一滞。“他？他来干什么？”“送景恬的术后营养餐……说是您上次夸过那家店的山药茯苓糕软糯不腻，特意绕路买的。”小陈挠挠头，“他还说，您桌上那盆绿萝黄叶太多，建议换土，顺手给浇了水……走的时候，顺走了您抽屉里那包没拆的烟。”范兵兵下意识摸向抽屉——果然空了。她怔了几秒，忽然低低笑出声，笑得肩膀微颤，眼尾泛起一层薄薄水光。原来如此。他根本没把她那些弯弯绕绕当回事。不是轻视，是太熟了，熟到懒得拆穿，只随手帮你把歪掉的盆栽扶正，把快干死的绿萝浇透，再把你藏在抽屉深处、连自己都快忘了的焦虑，连烟带火，一起拿走。这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不是靠资源碾压，不是靠资本围猎，是当你还在泥潭里算计谁先踩谁一脚时，他已经站在高坡上，替你把整片荒原的草籽都撒好了。范兵兵深吸一口气，把函件和便签叠好，塞回信封，推给小陈：“复印三份。一份给李延年，让他今天之内，把《钢轨上的麦田》初稿重写，删掉所有火车意象，改成——自行车。一辆二八杠，车后座绑着半麻袋土豆，骑车人穿蓝布衫，后颈晒脱了皮。”小陈傻眼：“啊？为啥？”“因为祁讳昨天在煎饼摊说的。”她顿了顿，目光沉静，“他说，真正的志愿军家属，没坐过火车。他们等的人，是骑着自行车，驮着腌菜缸和新棉被，从十里八乡赶来的。”小陈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范兵兵已拿起手机，拨通一个号码。响到第三声，对面传来低沉男声：“喂。”“祁讳。”她直呼其名，声音很平，却像刀刃划过青石，“《人民的名义》里，赵东来说过一句话——‘规则之内，我是最强的’。”电话那头沉默两秒，传来一声极轻的笑：“然后呢？”“我想知道，”她指尖无意识摩挲着窗台边缘一道浅浅的划痕，那是去年《孤注一掷》庆功宴上，祁讳用钥匙无意刻下的，“规则之外，你怕不怕？”听筒里传来隐约的翻页声，接着是他一贯的、带着点沙哑的语调：“兵兵，你记不记得《能文能武李延年》第十七集？”她当然记得。那集讲的是李延年带队穿越封锁线，为伤员抢运药品。途中遭遇敌机扫射，他让所有人卧倒，自己却突然跃起，把背上那个装满盘尼西林的木箱，狠狠砸向三十米外的弹坑。箱子碎裂，药瓶四散，但所有玻璃瓶都在坑底完好无损。因为他在砸出去之前，把每只瓶子都用绷带缠了三层，再塞进填满棉花的夹层。“你当时问我，”祁讳的声音很稳，像深夜校对胶片时的放映机，“为什么非得亲手砸？让战士扔不行吗？”范兵兵喉头一紧。“我说，因为只有我知道，绷带缠几圈，棉花填多厚，药瓶落地时会转多少度，才能既震碎箱子，又护住药。”电话里安静下来，只有空调低微的嗡鸣。“现在也一样。”他缓缓道，“志愿军电影的‘药’，必须由我亲手装箱，亲手砸坑。不是我不信人，是这药——差一丝，前线就死人。”范兵兵闭了闭眼。她忽然懂了。于冬想的，是分蛋糕；李延年想的，是抢话筒；而祁讳想的，是把整条战壕，从冻土层开始，一锹一锹，夯得比钢筋还硬。她挂了电话，转身拉开保险柜。取出那份锁了三个月的《钢轨上的麦田》PPT，没删，没改，只在第一页标题下方，用红笔添了一行小字：**——致所有没坐过火车的亲人**然后她按下内线：“小陈，通知李延年，十分钟后，会议室。再打个电话给王长田，就说范兵兵请他喝咖啡，地点……就定在伯纳楼下那家‘老吴煎饼’。”挂断后，她踱到窗边。初春的北京，风还带着刺骨的凉，楼下梧桐枝桠枯瘦，却已有嫩芽顶破树皮，在灰白天空下，泛着微不可察的青。她掏出手机，点开微信，找到那个置顶的、头像是一张泛黄旧胶片的对话框。手指悬在输入框上方，迟迟未落。三秒后，她删掉刚打出的“谢谢”，又删掉“抱歉”，最后只发过去一个表情——一只胖乎乎的、戴着红军八角帽的卡通熊猫，正蹲在地上，认真地往一只搪瓷缸里，倒热水。发送。几乎同一秒，对方回复：【水开了。】范兵兵盯着屏幕，嘴角终于真正扬了起来。不是客套，不是试探，是只有他们才懂的暗号。——当年在横店拍《我的团长我的团》，她发烧到三十九度五，蜷在道具房角落打摆子，祁讳二话不说，扛着她冲进暴雨里，拦下辆拉水泥的农用车，一路颠簸四十公里送到县医院。输液时她迷糊着问水杯在哪，他翻遍整个病房，最后蹲在走廊尽头，用搪瓷缸接了满满一缸自来水，搁在暖气片上，守着烧开，再晾到温热，一勺一勺喂她。那时她烧得神志不清，只记得他手背青筋凸起，腕骨硌着缸沿，水汽氤氲里，他眼睛亮得惊人。后来她问：“那么烫，你怎么不烫着？”他答：“烫着了，就说明水够热。够热的水，才能活人。”此刻，她望着窗外渐亮的天色，忽然觉得胸口那块压了太久的石头，松动了。不是被挪开，是被焐热了。焐得它自己，一点一点，化成了温润的玉。她拉开抽屉，拿出那包被祁讳顺走的烟——其实根本没少，只是换成了同品牌的新包装，锡纸拆开，里面整齐码着二十支，每支过滤嘴上，都用极细的笔，写着一个名字：**杨蜜、景恬、马伊琍、姚晨、秦海璐、袁泉、张静初、周迅、章子怡、徐静蕾、范冰冰、李冰冰、赵薇、高圆圆、孙俪、刘诗诗、唐嫣、杨幂、迪丽热巴、佟丽娅**范兵兵指尖抚过那些名字，最后一支停在“范冰冰”上。她没点燃，只把它夹在耳后。窗外，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直直落在她耳后的烟卷上，滤嘴上那抹朱砂似的红，灼灼生光。与此同时，伯纳总部。于冬刚挂断王长田的电话，秘书推门进来，声音发紧：“于总，刚收到消息，《能文能武李延年》今晚将加播特别剪辑版，时长九十分钟，内容全部来自未公开的拍摄素材，重点呈现……李延年与五名志愿军女医护的战地日记。”于冬叼着的烟掉了半截 ash 在文件上。他没管，只盯着秘书：“女医护？哪来的？”“祁讳导演提供的原始笔记。”秘书咽了口唾沫，“据说是他采访二十七位健在老兵后，整理出的三百二十六本战地日记原件……其中，女性医护占比百分之四十一。”于冬缓缓坐直，烟灰簌簌落下。他忽然明白祁讳为什么坚持要亲自砸那个箱子了。因为箱子里装的，从来不是药。是三百二十六颗跳动过的心脏，是四十一双在雪地里留下脚印的布鞋，是二十七双至今仍颤抖着、却坚持把针尖扎进自己手臂试药的老手。而祁讳，是唯一那个，把所有名字、所有体温、所有未出口的遗言，都记在了自己骨头缝里的人。于冬掐灭烟，起身走向窗边。楼下，煎饼摊前排起长队。一个穿蓝布衫的年轻人正踮脚，指着摊主锅里的面糊：“师傅，多打一个蛋，别放葱花——我媳妇儿，闻不得那味儿。”摊主笑着应下，铁铲翻飞。于冬看着那年轻人后颈晒脱皮的痕迹，久久未动。他忽然想起祁讳在《战狼2》首映礼后台，对他说过的话：“于总，您总说我们合作得好。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先找到您，而不是您先找到我？”那时他答：“因为你有本事。”祁讳摇头，把一枚温热的糖炒栗子塞进他手心：“不。是因为我比您，更怕输。”风穿过高楼缝隙，呜呜作响。于冬低头，掌心里的栗子壳裂开一道细缝，露出里面金黄软糯的果肉。他慢慢剥开，咬了一口。甜，烫，滚热的汁水，顺着指尖流进袖口。像十七岁那年，他第一次在胶片厂暗房里，看见自己冲洗出来的第一帧画面——硝酸银溶液里，那个模糊的、奔跑的少年身影，正渐渐清晰。而此刻，在协和医院住院部七楼，景恬刚做完复查。她靠在病床上，膝上摊着一本硬壳笔记本，纸页泛黄，边角卷曲。祁讳坐在床沿，正用铅笔，一笔一划，在她画好的向日葵旁边，补上一行小字：**“1952年冬，上甘岭。卫生员小荷，用最后一支盘尼西林，救下三个伤员。她自己，因感染坏疽，截去左腿。七十年后，她仍每天清晨，把假肢擦得锃亮。”**景恬伸手，指尖轻轻拂过那行字。铅笔字迹未干，墨色微潮。她抬头，看见祁讳睫毛低垂，鼻梁投下浅浅阴影，右手小指上，还沾着一点没擦净的淡青色颜料——那是他今早陪她画向日葵时，不小心蹭上的。她忽然说：“祁讳。”“嗯？”“如果……志愿军电影拍完，你打算干什么？”祁讳没抬头，继续描着向日葵花瓣的脉络：“开个美术班。”“啊？”“教小孩画画。”他声音很轻，“教他们怎么把一朵向日葵，画得既有根，又有光。”景恬静静看着他。窗外，阳光正一寸寸漫过窗台，爬上他沾着颜料的小指，爬上她膝上那本泛黄的笔记本，最后，停驻在扉页一行褪色的钢笔字上：**“谨以此册，献给所有未曾被命名的光。”**那行字下面，压着一枚小小的、早已干枯的向日葵花瓣。它碎得只剩半片，却依然倔强地，保持着展开的姿态。像一句无声的诺言。像一段尚未启程的远征。像这个春天，刚刚破土的第一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