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无势，手里也没多少余钱的底层尚且如此，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有钱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真要说起来，最夸张的，还是要数财大气粗——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的商人了。

    底层民众无权无势，得到用粮食——其实就是用钱‘购买’爵位，从而提高社会地位、待遇的机会，自然是咬咬牙买个三级簪袅、四级不更的爵位。

    手头宽裕点的地主富农，也顶多是换个六级官大夫，七级公大夫。

    顶天了去，也就是重金换回来一个八级公乘，从此享受到搭官府顺风车的特权。

    ——公乘，顾名思义，可以乘坐公家马车的意思，也是八级公乘爵位最具代表性的特权。

    但在那些钱多烧得慌的商人看来，仅仅只是八级的公乘，却远不足以换取他们那本就脆弱的安全感。

    说起来，输粟捐爵这个制度，真正的目标群体，还就是这些富商。

    因为底层民众地位虽低，但其‘自耕农’的阶级成分，本就是其成为了汉家，以及每一个封建农业王朝的支柱群体。

    这使得底层民众，虽然个体没什么社会地位，但整体却在国家、王朝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

    一个农民、一户农民被权贵欺负了，那也就是欺负了；

    但一群农民被欺负，亦或是可能引发民变的时间，结局却大概率是皇帝下场，为底层民众撑腰。

    所以，太宗皇帝搞出来的输粟捐爵这一手，底层民众一来是没多少钱粮买爵位，二来，对爵位也没有那么迫切的需求。

    ——有爵位，难道就不是农民了？

    买个四级的不更，仅仅只是不需要服更役而已，又不是不需要缴纳税、赋，亦或是不需要服兵役、劳役；

    该种地还是要种地，农税、口赋、兵役、劳役，该有的一个都少不了。

    这么说来，爵位——尤其是底层民众能买得到、买得起的爵位，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其实就是能有最好，没有也行的鸡肋。

    底层如此，高层的权贵，自更不必赘述了。

    ——在这个时代，权贵二字，本身就和高官显爵挂钩。

    且高官不一定有显爵，但显爵一定有高官可以做、厚禄可以领！

    没个十五级少上造、十六级大上造的爵位，别说是权贵了——哪怕你说是一郡名门，人家都会说你沐猴而冠，坐井观天。

    至于金字塔尖的十九级关内侯、二十级彻侯，那更是月初月中能上朝参政议政，甚至能单独请见天子的顶级贵族！

    所以，对于权贵而言，通过输粟捐爵来买爵位，其实是有些跌份的。

    老祖宗筚路蓝缕，跟着高皇帝一刀一枪砍下来的爵位，留下的是宗族的荣耀！

    如此荣耀，哪怕是十九级十五级少上造、十六级大上造，也绝不容许‘花钱买爵位’这种肮脏的手段玷污！

    真正有底蕴、有底气的贵族，哪怕只是十五级少上造、十六级大上造的爵位，也绝对看不起那些通过输粟捐爵——通过花钱，从而和自己爵位持平的所谓‘贵族’。

    底层民众买不起爵位，也没那么需要爵位；

    权贵本身就有爵位，又不屑于花钱提高爵位；

    而太宗皇帝搞一手输粟捐爵，又是为了解决北方边墙二十几万大军的口粮短缺问题。

    没多少钱的底层民众，以及不会有多少意向的勋贵，就显然不是太宗皇帝输粟捐爵的主要目标人群，或者说是客户了。

    ——商人，才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爵位，也最买得起爵位的群体。

    首先，作为商人，他们有钱。

    而且有远高于底层民众的钱。

    寻常农民春耕秋收，一年忙到尾，所得不过粮米三百石，折价不超过万钱；

    但商人，只要是有资格被称为‘商人’而非‘小贩’者，别说家产、本金、利润了；

    光是一年内的贸易现金流，就不可能低于十数万，乃至数十万钱。

    道理很简单。

    还是拿粮食举例。

    农民忙一年，种出来的三百石粮食，确实是一整个农民家庭一整年的产出，价值大几千、近万钱；

    但一个商人，要想做粮食生意——哪怕只是在同一个村子里内循环，只从本村买、只往本村卖，也至少要在秋收之后，吃下几十户农民的粮食。

    一户的粮食就要大几千钱，几十户，可就是好几十万钱了。

    就说五十万钱，吃下了六十户农民的粮食；

    粮食买下来了，还得储存吧？

    六十户农民的粮食，总数高达一万八千石，堆起来那就是一座小山！

    能妥善储存一万八千石粮食的粮仓，光是买到合适的地，以及粮仓的建造，那就是起码几十万钱的成本。

    粮仓也建好了，得储存了吧？

    怎么储存？

    把粮食往粮仓一扔，就不管了？

    显然不可能。

    一个主事的，三两个记账的，以及七八个守卫粮仓，以防匪盗窃贼光顾的青壮，怎么都是要养的。

    十几号人，哪怕只是包吃，一个月就是二石粮食。

    从秋收到第二年秋收，一整年的时间，光是这十几号人的吃，就是三百来石，将近万钱的成本。

    这还只是吃。

    守卫粮仓的青壮，不得隔三差五改善伙食，逢年过节再发块肉、扯块布啥的？

    负责记账的，好歹也是精通数学的技术人才，光包吃，人家肯定是不干的；

    怎么也得再开笔工资吧？

    至于主事——如此重要的是，不是自家人来做，那肯定是信不过的，起码也得是沾亲带故。

    自家人，还是有点本事，能做一仓主事的，那就更不能亏待了吧？

    好。

    到这里，一项一项算下来；

    假设一个商人初涉粮食市场，从今年秋收开始入局。

    建造粮仓花去二十万钱，又花了五十万钱买粮，而后又是大几万钱的人工成本——从今年秋收到来年秋收，总成本已经高达八十万钱！

    而且，这还只是手里花出去的钱，还没算资金成本。

    何谓资金成本？

    这八十万钱，哪怕什么都不干，就只是借出去收利息，那也能收回来起码一百万！

    也就是说，这个商人入局粮食市场后，第一年的总成本，将达到骇人听闻的：一百万钱！

    到这里，其实也就不难理解过去，在刘荣力主粮食官营之前，粮商们为什么要那般不顾体面的哄抬粮价，甚至以进价的两倍、三倍往外卖粮食了。

    ——成本很高！

    五十万钱买回来的粮食，存着慢慢卖一年，总成本却高达百万！

    这就等于说，每石三十钱收上来的粮食，哪怕每石六十钱卖出去，也只是不亏本。

    分儿逼不赚，白忙活一年，与其废立折腾一整年，还不如一开始就把钱借出去，舒舒服服躺在家里等着收利息。

    五十万买入，总成本百万，最终若是不卖个一百二十万到一百三十万钱，那就根本算不上赚钱了。

    平均到每石粮食，就是三十钱每石的价格买入，至少要卖到七十到八十钱每石左右。

    但事实却是：太宗孝文皇帝年间开始，关中的粮价，常年被压在六十钱上下，但凡有一点超过六十钱每石的苗头，少府内帑就要下场宏观调控，撒粮平抑物价了。

    所以，粮商们就只能从成本入手——压低粮食的购入价。

    再加上粮仓的选址、买地以及建造，并非每年都有的支出，而是一次性投资的资产，粮商们这才能在太宗皇帝年间，凭粮食生意赚到钱。

    可即便是赚到钱，那也只是利润微薄。

    以至于先帝三年，吴楚七国之乱后，粮商们宛如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不顾生死的哄抬物价，棋行险招，想要一口气吃个饱。

    不是商人们真的蠢，放着日进斗金的富足生活不要，非要和当时，即将坐上储君之位的皇长子掰掰腕子；

    而是在那之前，商人们凭借微薄利润，过了太久的清贫日子。

    好不容易有机会大赚特赚，些许风险又算的了什么？

    说白了，若是踏踏实实做生意，就有非常可观的利润，谁又愿意以商贾之身，和封建统治者玩儿手段？

    而以上内容，还有一个令人沉默的点。

    ——五十万的粮食买入款，二十万的粮仓建造成本，十来万钱的维护成本，以及二十万钱的资金成本；

    一年高达一百万钱、价值等同于十个中产之家全部家产的庞大投入，最终造就的，却并非声名远扬的大商人、豪商富贾。

    而是个只有一处小粮仓，能存个两万来石粮食，手底下只有十来号人，只能吃下六十户农民的粮食，再零售赚取差价的小粮商。

    在真正的商人——尤其是大商人眼中，这样的小粮商，已经不能被称之为‘商贾’了。

    而是只能被称之为：贩。

    就是肩扛扁担，沿街叫卖的小贩。

    一个甚至都不能被称为‘贾’，而是更像‘贩’的小粮商，一年的投入就高达百万钱；

    利润再怎么微薄，也有高达十几二十万钱；

    也就难怪说，输粟捐爵，真正的目标群体是商人了。

    ——人家是真的有钱，是真的买得起爵位的！

    当然了，仅仅只是有钱、只是买得起，还不足以让商人群体，成为输粟捐爵制度最大的目标人群。

    农民种的粮食，刘荣也有钱、也买得起，可哪个农民会把刘荣当做自己的收购商？

    说白了，商人群体成为输粟捐爵制度的目标人群，其有钱、买得起爵位，仅仅只是先决条件；

    真正的核心要素，是商人不单买得起爵位，还十分需要爵位、十分渴望爵位。

    有钱买爵位，买得起爵位，再加上很想要爵位、很乐意出钱买爵位，这才是商人群体，被输粟捐爵制度所吸引的根本因素。

    至于说，商人们为什么渴望爵位，为什么愿意为了爵位而一掷千金，这就不得不提这个时代，乃至封建时代的绝大多数时期，商人在社会体制当中的诡异地位了。

    不同于底层农民既没有钱、没有资源，也没有势力、地位，以及贵族即掌握着财富、资源，也拥有着势力、地位；

    商人这个存在，就像是生长在封建时代的畸形儿——掌握着庞大财富和资源的同时，又完全不具备政治势力和社会地位。

    而且很极端。

    商人的财富，往往会比所谓‘掌握着财富和资源’的权贵还多，以至于权贵们都眼红了，搞出来个‘素封’的说法发牢骚。

    与此同时，商人的地位，又比所谓‘一无所有’的底层农民还低，甚至被整个社会系统性歧视！

    手中掌握的财富、资源，与自身所掌握的政治势力、社会地位严重不匹配，使得封建时代的商人们，天然就有一种安全感缺失。

    就像小儿持金于闹市，随时都有可能被人毫无压力的抢走，且没有丝毫反制的方法。

    社会主流价值鄙视他们，权力机构又不接纳他们，同时又让他们莫名其妙的，拥有了权贵才能拥有——甚至连权贵都无法拥有的庞大财富和资源！

    于是，商人们自然而然的，就开始‘另辟蹊径’了。

    既然我不能同时成为商人+权贵，那我就作为商人，去找一个权贵合作！

    合作模式虽然有点不体面——其实就是我给他当狗，但有他在我背后撑腰，真到了有事儿的时候，管不管用且不说，好歹我心里踏实啊！

    真出了事儿，哪怕我无力挽回，也总能明白自己怎么死的，总不至于稀里糊涂就被人吃干抹净！

    更何况权贵虽然把我当狗，但也给我骨头吃啊！

    很多在我眼中‘非人力所能为’的事儿，那就是人家几句话的事儿！

    跟着人家走，我仅仅只是失去了尊严，却得到了安全和发展！

    这笔买卖不划算吗？

    我连自尊都能卖出价钱，这还不划算？

    但与此同时，商人们的心里也很清楚：真到了出事儿的时候，自己依附的权贵、官员，大概率不会死保自己——甚至都未必愿意保自己。

    能撇清关系，已然是留了一丝情面；

    更大的可能性，是人家本着‘何必便宜外人’的原则，亲自跳出来吃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