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我激进了吗？”李野狐疑的看了陆景瑶一眼，看到对方那平静的眼神，突然有了对牛弹琴的感觉。“呵，也许吧！我一直都这样。”尽管陆景瑶出国见了很多世面，尽管她经过十年的磨砺，已...小莹抿了抿嘴，忽然问道：“娘，他是不是在担心……今天会有不该出现的人过来捣乱？”韩春梅正弯腰整理李娟的嫁衣下摆，手指顿了一下，指甲边缘还沾着一点没擦净的胭脂。她没抬头，只把那截红绸往里掖得更紧些，声音压得低而沉：“你姐出嫁，是喜事，不是审案子。谁来不来，关咱们什么事？”可她喉头轻轻一滚，像是咽下了什么硬块。小莹没再追问，只是转身走到窗边，撩开一角窗帘。胡同口刚停稳一辆墨绿色伏尔加，车门一开，陈康健先跳下来，西装笔挺，头发抹得油亮，胳膊上搭着一件深灰呢子大衣——那是他去年去南方开会时顺手捎回来的，听说布料是从上海纺织厂特批的，全京城统共没几匹。他身后跟着毕鸿威，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裤，袖口磨出了毛边，肩上斜挎一只帆布包，鼓鼓囊囊，不知装了些什么。小莹盯着毕鸿威脚上那双旧球鞋——鞋帮裂了口，用黑胶布缠了两圈，像一条歪斜的疤。她忽然想起七年前毕鸿威毕业典礼那天，也是这双鞋，在礼堂门口踩碎了一片梧桐落叶，叶子底下压着一张没拆封的留京推荐信，落款是西城电子研究所人事处。那时没人知道，那封信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极淡的小字：“陈康健已内定”。小莹松开窗帘，转身时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笑。她走到厨房，从铝锅盖底下摸出三枚煮熟的鸡蛋，蛋壳上还带着温热的水汽。她没剥壳，只用指甲在蛋尖轻轻一磕，裂开一道细纹，然后把三枚蛋并排码在青花瓷碟里，端到堂屋八仙桌上。“娘，”她把碟子往前推了推，“按老规矩，姐出门前三磕头，磕完吃蛋，保平安。”韩春梅这才直起腰，抬眼看了女儿一眼。小莹额角沁着细汗，鬓边一缕碎发被汗水粘住，贴在耳后。她忽然觉得这孩子眉眼间竟有几分像当年的自己——倔，但不横；静，却藏锋。“嗯。”韩春梅点点头，伸手去拿最左边那枚蛋。指尖刚触到蛋壳，院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夹杂着孩童撕心裂肺的哭嚎：“妈！妈！快出来！外婆来了！外婆在胡同口跟人打起来了！”韩春梅手一抖，鸡蛋“啪”地一声掉在地上，蛋黄混着蛋清淌进砖缝里，像一小滩凝固的夕阳。小莹脸色未变，只迅速抓起门后扫帚，一把推开院门。胡同口果然乱成一团。韩春梅的母亲拄着枣木拐杖，正对着两个穿蓝布褂子的男人破口大骂，唾沫星子喷在对方脸上：“你们算哪根葱？也配拦老娘的路？我闺女今天出嫁，老娘就算爬也要爬进她家门槛！你们让开！不让开老娘撞死在这儿！”那两人正是李开建请来的远房表兄，一个叫李野，一个叫王软弱，此刻被老太太堵得面红耳赤，又不敢真动手，只能张开双臂拦着，嘴里反复念叨：“姑奶奶，您别闹，咱家说好了‘一切从简’……”“简？简你个头！”老太太拐杖往地上一顿，震得尘土飞起，“你姐俩穿金戴银坐轿车，我闺女穿棉袄坐驴车？简就是穷酸！就是丢人！”话音未落，一辆老式永久牌自行车“嘎吱”一声刹在人群外围。骑车的是个四十出头的女人，烫着短卷发，戴着金丝眼镜，腕上一块上海牌手表在秋阳下闪出一点冷光。她跳下车，连气都没喘匀，就冲进人堆，一手搂住老太太肩膀，一手朝李野挥了挥：“哥，甭劝了，让她进去。”李野愣住：“春兰？你咋来了？”韩春兰——如今清水县麻糖厂副厂长、市政协委员、三个连锁商场的实际控股人——笑吟吟摘下眼镜，用衣襟擦了擦镜片：“我妹子结婚，我能不来？昨儿夜里梦见我姐抱着一筐鸡蛋找我要红纸，今早起来我就知道——这事不能拖。”她转过身，目光扫过韩春梅家斑驳的院墙、褪色的春联、门楣上那盏还没摘下的旧灯笼，最后落在小莹身上。四目相对，韩春兰眼底掠过一丝极快的、几乎难以察觉的震动，随即又化作温厚笑意：“小莹啊，长这么高了？比你姐当年还精神。”小莹没笑，只轻轻点了点头：“大姨。”韩春兰便不再多言，挽着老太太胳膊往里走。老太太一路还在嘟囔：“你看看你看看，还是亲妹妹懂事……”小莹侧身让开，目光却越过韩春兰肩头，落在胡同拐角。那里站着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男人，手里拎着个牛皮纸包，包装纸上印着“清水县百货大楼”几个红字。他身形瘦削，鬓角已有霜色，正仰头望着韩春梅家门楣上那幅崭新的“囍”字，嘴唇微微翕动，不知在念什么。小莹认得他。那是毕鸿威的父亲，毕守田。她没出声，只悄悄退后半步，隐进门框阴影里。毕守田没进门，只在原地站了约莫三分钟。风吹起他衣角，露出里面洗得泛黄的白衬衫领子。他始终没看任何人，也没朝院门方向迈进一步，直到韩春兰搀着老太太进了院子，他才缓缓转身，沿着胡同慢慢走远，背影佝偻，像一根被岁月压弯的竹竿。小莹收回视线，低头看着自己手心。方才攥得太紧，指甲在掌心留下四个月牙形的红痕。“小莹！”韩春梅在院里喊，“快来扶你姐！该出门了！”小莹应了一声，快步穿过天井。堂屋门口，李娟已换好嫁衣，红绸盖头垂至腰际，露出一双绣着并蒂莲的红布鞋。她微微侧着头，耳后一小片肌肤白得晃眼，颈项线条绷得极紧，仿佛在强撑着什么。游昌建蹲在她身前，双臂张开，等着背她。李娟却忽然开口，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哥，能让我自己走几步吗？”游昌建一怔。李娟掀开盖头一角，露出眼睛。那双眼清亮得惊人，没有泪，没有怯，只有一种近乎悲悯的平静：“我想……走完这段路。”游昌建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慢慢直起身，默默退开半步。李娟扶着门框，一步一步跨过门槛。她走得极慢，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却又异常坚定。红绸裙摆在青砖地上拖出浅浅痕迹，像一条蜿蜒的河。小莹突然想起小时候——李娟六岁那年发高烧，昏睡三天不醒，韩春梅抱着她在村卫生所输液，夜里回不了家，就蜷在长椅上打盹。李娟烧得满脸通红，却一直睁着眼，小手紧紧攥着姐姐的衣角，指节泛白。后来烧退了，韩春梅问她疼不疼，李娟摇头，只说：“姐，我怕一闭眼，就找不到你了。”那时她就知道，有些路，必须自己走。李娟走到院中，忽然停下。她没回头，只轻声说：“小莹，你过来。”小莹上前，握住她的手。李娟的手冰凉，掌心全是汗。“替我告诉毕鸿威，”她说，“那两篇论文，我没删掉第三部分的数据。他要是想继续做下去，实验室B座307室，抽屉第三格，有我手写的原始记录。还有……”她顿了顿，盖头下的唇角微微向上弯了一下：“告诉他，别总把‘对不起’挂在嘴边。有些事，不是道歉就能补上的。”小莹点头，将这句话刻进心里。这时，胡同口忽然传来一阵骚动。一辆黑色红旗轿车缓缓驶入，车窗降下，露出一张保养得宜的脸——桑大玲，李娟高中同学，如今全球贸易集团亚太区执行董事。她笑着朝这边挥手，腕上翡翠镯子碧绿欲滴：“李娟！新婚快乐！姐给你备了份大礼——不是钱，是澳洲牧场十年期分红权，你和游昌建一人一半！”众人哗然。桑大玲却没下车，只对司机说了句什么，车子便调转方向，驶向胡同深处。临走前，她回头望了小莹一眼，眼神意味深长，像在确认一件失而复得的旧物。小莹没躲。她只是静静看着那辆红旗消失在拐角，然后转头，对李娟说：“姐，该放鞭炮了。”话音刚落，胡同口“噼里啪啦”的爆竹声骤然炸响，硝烟弥漫中，游昌建终于上前，弯下腰，将李娟稳稳背起。李娟伏在他背上，盖头被风掀起一角，露出半张脸。她没看任何人，只望着天空——秋日高远，云絮如絮，一只孤雁正掠过湛蓝天幕，翅膀划开一道无声的弧线。小莹站在院门口，看着那道红影渐渐远去，忽然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裂开了。不是痛，也不是酸，而是一种奇异的释然。就像春天解冻的第一道冰缝，底下涌出的不是寒水，而是温热的、奔流不息的活泉。她低头，发现掌心那四道月牙形红痕，不知何时已悄然淡去，只余下一点微红，像四粒未燃尽的炭火。胡同尽头，毕鸿威正站在一棵老槐树下。他看见游昌建背着李娟走来，看见李娟掀开盖头朝这边望了一眼，看见小莹站在门边，身影单薄却挺直如松。他没上前，只把手伸进帆布包，取出一个旧铁盒。盒盖打开，里面静静躺着三样东西：一枚生锈的螺丝钉（1981年他亲手为李娟钉在书桌腿上的），一张泛黄的火车票根（1994年11月9日，清水—羊城），以及一张折叠整齐的纸——那是他昨晚写好的辞职信，末尾签着名字，墨迹未干。毕鸿威把铁盒塞进树洞，又用一块青苔仔细盖好。他抬头，望向李娟远去的方向，嘴唇无声开合，像在说一句迟到了十四年的话：“我回来了。”此时，胡同另一头，韩春梅正站在自家院门前，手里攥着那枚摔碎的鸡蛋。蛋黄早已凝固，蛋清干涸成灰白色，黏在她指缝间，像一道无法洗净的印记。她望着游昌建背影消失的方向，忽然抬手，狠狠抹了把脸。不是擦泪。是擦掉某种长久以来盘踞在眉宇间的、名为“命运”的灰暗阴影。风起，卷起几片枯叶，打着旋儿掠过她脚边。韩春梅深深吸了一口气，转身走进院子，反手带上了那扇漆皮剥落的木门。门轴发出悠长而沉闷的“吱呀”声。像一道旧时代的闸门，缓缓落下。而门内，是崭新的、尚未命名的明天。小莹没进屋。她走到胡同口，捡起一颗被踩进泥里的红枣——那是刚才爆竹炸落的，红得透亮，表皮还带着晨露般的湿润。她把它放进嘴里，咬开。甜。非常甜。甜得让人眼眶发热。她仰起脸，任秋阳照在睫毛上，暖意顺着鼻梁缓缓爬升，最终在眼角凝成一点微光。那点光，细小，却执拗，像一粒不肯熄灭的星火，在1994年深秋的华北平原上，在无数个被时代洪流裹挟向前的普通人掌心里，在所有未曾说出口的原谅与未曾抵达的和解之间，悄然燃烧。它不喧哗。但它存在。并且，正以不可阻挡之势，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