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大楼门口，汤胖子刚从里面出来，迎面就碰上了李小珍和崔老爷子。他停下脚步，轻蔑地瞥了李小珍一眼，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哟，这不是李会计吗？老爷子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你还把他扯出来，就不怕老爷...那人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神锐利而沉静，不像寻常酒吧老板，倒像某个刚从外贸公司下班的干部。他左手无名指戴着一枚素银戒，右手拎着个黑色公文包，皮面磨损得恰到好处，边角泛出温润油光——不是新货，但绝非地摊便宜货。刘野没立刻应声，只把手里刚摆正的一排毛毛虫面包轻轻往货架深处推了半寸，确保每只小面包的弧度都朝向同一侧。他抬眼打量对方时，目光先落在那枚银戒上，再缓缓上移至眼睛：“夜色酒吧？在哪儿？”“西街口，老糖厂改造的那栋红砖楼。”杨老板嘴角微扬，不卑不亢，“三层，二楼是卡座区，三楼带个小舞台，配了全套音响和追光灯。我们不做散客拼桌，只接预约制私宴，客人里有厂长、科长、还有几个外企采购经理。”崔国民正站在收银台旁，闻言挑了下眉，顺手把刚买的三个面包放进纸袋，动作顿了顿。刘野却没看他，只问：“您怎么知道我唱过歌？”杨老板笑了，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折叠整齐的报纸——是三天前的《鼎庆日报》，社会版右下角，印着卡拉oK大赛决赛的现场照片。照片里刘野站在聚光灯中央，右手比着“画龙”的手势，嘴角微扬，眼神却沉得像秋日湖底。照片底下一行小字：“民间歌手秦浩凭原创曲《野狼disco》斩获桂冠”。“我那天在台下第三排。”杨老板把报纸轻轻放在柜台上，指尖点了点照片里刘野的手，“您这个动作，我记住了。后来查了主办方名单，又托人打听，才知道您开了这家店。”他没说“听说您疯过十年”，也没提“听说您住崔家白吃白住”，更没用“流浪汉”“疯子”这类词。每一个字都干干净净，像用清水洗过三遍。崔国民默默把纸袋拎高了些，遮住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不动声色地观察杨老板的领带夹——黄铜质地，雕着一只振翅的蝙蝠，纹路细密，绝非本地五金厂能压出来的活儿。刘野终于开口：“您想请我唱什么？”“不唱别人写的。”杨老板声音压低了半分，像是怕惊扰货架上那些蓬松柔软的奶油包，“唱您自己的。”刘野笑了：“我写的歌，没几首适合酒吧。”“那就写新的。”杨老板从公文包里又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过来，“预付定金两千，够您买一整套进口香草精、法国淡奶油，还有……”他顿了顿，“一台二手德律风根收音机。您要是需要，我可以帮您调频——苏联电台、香港电台、甚至莫斯科广播电台，都能收到。”刘野的手指在柜台边缘停了一瞬。德律风根。1952年产，全金属外壳，旋钮上刻着德文“Tonbandger?t”，意思是“录音机”。他曾在哈尔滨道里区一家旧货铺的玻璃柜里见过同款，标价八百，店主说那是当年援华专家带进来的，带磁头自动清洁功能，录歌保真度比国产机高出整整三档。他没碰信封，只问：“演出时间？”“每周五、周六晚九点，两场，每场四十分钟。”杨老板说，“您不露脸也行，拉上帘子，只听声音。但前提是——”他忽然直视刘野双眼，“歌词得是新的，旋律得是您自己哼出来的，不能抄，不能改，不能借。我要的不是‘会唱歌的人’，是‘会造歌的人’。”空气静了三秒。窗外梧桐叶落下一枚，啪嗒砸在店门口的青砖上。崔国民忽地开口：“杨老板，您这条件，听着不像开酒吧的，倒像……搞情报的。”杨老板一怔，随即朗声笑出来，笑声清越，毫无被冒犯的愠色：“嫂子好眼力。不过我不是搞情报的——我是替人找人。”他目光转向刘野，语气沉下来：“三年前，有人托我找一个懂俄语、会作曲、能修老式收音机的年轻人。那人说，这人可能疯了，可能失忆了，也可能……只是假装疯了。”刘野正在擦拭玻璃展示柜的手，停住了。抹布还悬在半空，一滴水珠顺着布角滑落，在光洁如镜的玻璃上拖出一道细长水痕。“托您找人的，是谁？”刘野问。杨老板没答，只从西装内袋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轻轻放在信封之上。照片已褪色，边角微卷，上面是三个穿蓝布工装的年轻人，站在一栋苏式红砖楼前。中间那人戴着圆框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胸前口袋插着两支钢笔；左边那人咧嘴笑着，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结实的小臂肌肉；右边那人最年轻，约莫二十出头，穿着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外套，一手插兜，一手搭在同伴肩上，笑容明亮得近乎刺眼——那眉眼、那鼻梁、那微微上扬的嘴角弧度，与此刻站在蛋糕店里的刘野，重合得令人窒息。照片背面用蓝黑墨水写着一行小字：**“1987年夏，哈尔滨电机厂技校毕业留念。左：李建国；中：赵志远；右：秦浩。”**崔国民呼吸一滞，手指猛地攥紧纸袋，指节泛白。刘野却没伸手去拿照片。他盯着那行字看了足足十秒，忽然转身，拉开操作间门，从最底层橱柜里取出一个铁皮饼干盒——盒身锈迹斑斑，盖子边缘被磨得发亮。他掀开盖子，里面没有饼干，只有一叠泛黄稿纸，最上面一页，用铅笔写着一段乐谱，五线谱下方标注着俄文歌词：**“Ты пomниwь, как mы пели пoд дoждёm…”**（你还记得吗，我们在雨中歌唱……）字迹潦草，却透着一股不顾一切的劲儿。他把这张纸抽出来，轻轻放在照片旁边。两张纸，一新一旧，一俄一中，一狂放一工整，像两股拧在一起的绳索，突然被拽紧。杨老板盯着那页乐谱，瞳孔骤然收缩。“这是……《雨中的车站》？”他声音发紧，“1986年，苏联共青团中央征歌比赛一等奖作品。作者署名是‘匿名’，但内部流传，是个中国留学生写的。”刘野没点头，也没摇头。他只是拿起抹布，重新擦起玻璃柜——动作缓慢，却异常稳定，仿佛刚才那片刻的凝滞从未发生。“杨老板。”他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却像刀锋刮过玻璃，“您说替人找人。那人，现在在哪？”杨老板沉默良久，才缓缓道：“死了。去年冬天，在漠河修高压线，掉进冰窟窿里，没捞上来。”刘野擦玻璃的手，终于彻底停住。他望着玻璃映出的自己：白衬衫，黑裤子，头发剪短了，下巴线条清晰，眼神沉静，像个再普通不过的蛋糕店老板。可玻璃深处，似乎还叠着另一个影子——长发凌乱，衣衫褴褛，蜷在火车站候车室长椅上，怀里抱着一台破收音机，一边咳血，一边用冻僵的手指调试频率，只为听清千里之外传来的、断断续续的俄语歌声。“他临走前，让我给您带句话。”杨老板声音低沉下去，“他说——‘秦浩，别怕忘记。你忘了的，都在歌里。’”店外风起，卷起几片枯叶，拍在玻璃窗上，簌簌作响。崔国民喉结滚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却终究没开口。他低头看着手里的纸袋，袋口露出一小截奶油包的金黄表皮，甜香弥漫在空气里，与某种更久远、更凛冽的气息无声交织。刘野终于转过身，拿起那张照片，指尖在右下角那个年轻笑脸的眉骨处轻轻摩挲了一下，然后抬头，对杨老板说：“演出可以。但我有两个条件。”“您说。”“第一，我不叫秦浩。”刘野声音平静，“从今天起，我叫季强。身份证、户口本、所有证件，都是这个名字。”杨老板微微颔首：“没问题。夜色酒吧的合同，随时可以改。”“第二——”刘野目光扫过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面包，最后落在崔国民手中那只纸袋上，“每周演出前，我要用店里当天第一批出炉的菠萝包，喂饱十个孩子。不是施舍，是交换。他们得给我唱一首歌，任何歌，跑调也行，忘词也行，但得是他们自己想唱的。”杨老板怔住，随即深深看了刘野一眼，忽然笑了：“这条件……比预付金还贵。”“不。”刘野摇摇头，目光投向门外——七胖正蹬着辆掉了漆的儿童自行车，歪歪扭扭冲过来，车筐里堆满作业本，脸上沾着墨水印，嘴里还哼着走调的《野狼disco》。“这条件，”刘野的声音很轻，却像融雪渗入冻土，“是我欠他们的。”杨老板没再说话，只郑重收起照片和信封，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薄薄的卡片，放在柜台上：“这是夜色酒吧的VIP卡，黑色。全城只有三张。持卡者可免预约，随时入场，且……”他顿了顿，目光掠过崔国民，“可带一位家人同行。”崔国民下意识摸了摸口袋，那里装着他刚给七胖买的面包钱——四毛三分，硬币还带着体温。刘野没碰那张卡，只对崔国民说：“嫂子，帮我告诉二胖，明天作文主题，改成《我听见的声音》。”崔国民一愣：“就这？”“对。”刘野转身走向操作间，背影挺直，“让他写——火车进站的汽笛，收音机沙沙的杂音，烤箱定时器‘叮’的一声，还有……”他停在操作间门口，侧过脸，嘴角微扬，“一个陌生人，说‘你忘了的，都在歌里’时，他自己的心跳。”崔国民怔在原地，手里的纸袋忽然变得滚烫。店外，七胖的自行车刹不住车，哐当一声撞在门框上。他揉着膝盖跳下来，仰起圆脸，眼睛亮得惊人：“季强！我刚刚在巷口听见一只麻雀唱歌！它唱得可难听了，像你以前教我写的字——歪歪扭扭，但是特别开心！”刘野站在操作间门口，静静听着。风从敞开的店门灌进来，吹动货架上悬挂的纸牌，上面用稚拙笔迹写着：“甜蜜时光·每日限量·新鲜出炉”。纸牌翻飞，哗啦作响。像一首无人指挥、却始终未曾停歇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