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星火影视的总经理，老陈以前虽然不是影视行业的，但是老陈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特质。哪怕他如今成了总经理，可是老陈依旧在不停的学习当中，不懂的东西他愿意去请教，眼下的老陈可不是之前刚到星火的时候了...树哥回到京城时，天刚擦黑。首都机场的玻璃幕墙映着暮色，泛着冷蓝的光。他没坐专车，也没让助理提前接，只拖着一只深灰色登机箱，在出关口停了两秒——手机震了三下，全是未读消息：王玉山发来一张《江淮日报》头版截图，《韩东俊视察星火影视城》标题烫金加粗；金陵日报王主编转发了基金会报道的阅读量曲线图，单日破八百万；最底下一条，是范小胖发来的语音，点开就听见她压低嗓音、带着点鼻音笑：“树哥，你拿大黄蛋那晚，我跟剧组在戛纳看直播，张国容举着香槟杯喊‘Chou Shu’的时候，全厅三十个韩国记者全懵了……我说他们念错了，结果人家回我：‘No，we pronouncelike ‘Zhou Shù’—respect.’”树哥嘴角一翘，把手机塞回口袋，抬脚迈入接机大厅。人群里一眼就认出他——不是因为西装革履，而是他走路时不自觉带出的节奏：左肩微沉，右步略快，像电影里慢镜头里推轨的镜头，稳得不讲道理。几个年轻记者举着相机凑近，刚举起镜头，树哥却忽然侧身，抬手朝斜后方轻轻一指：“那边，穿蓝毛衣的姑娘，你鞋带散了。”那姑娘愣住，低头一看，果然松了。她慌忙蹲下系紧，再抬头时树哥已走远，只留一个背影，和一句飘过来的话：“别总盯着镜头，多看看人。”记者们面面相觑。没人拍到正脸，却都记住了那句“多看看人”。当晚，有家新媒体悄悄发了条微博：《在机场被周树导演教育系鞋带的姑娘说：他连提醒人都像在调焦距》。翌日清晨六点，树哥已坐在星火总部顶楼会议室。桌上摊着三份文件：《英雄》最终剪辑版台本、金鸡奖章程修订草案（草稿）、以及一份刚传真来的文化部红头文件——《关于支持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化的若干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门被推开，陈昊拎着保温桶进来，放下后抹了把额角汗：“刚从部里出来，领导让我给你带话——上个月你捐给金陵民政的那笔钱，民政系统内部通报表扬了，说‘星火模式’可复制、可推广。但更关键的是……”他顿了顿，压低声音，“中宣部有个新动向，打算试点‘重大题材影视项目绿色通道’，首批名单里，《英雄》排第一，《拉贝日记》列第二，而第三……”他手指点了点桌角，“是《超体》续作立项书。”树哥没立刻接话，只拿起铅笔，在《英雄》台本封面上画了个圈。铅笔尖在纸面划出轻微嘶声，像胶片过片。“《英雄》的首映礼，定在人民大会堂？”他问。“对。中宣部牵头，广电总局协办，影协……”陈昊迟疑半秒，“影协那边，王老的意思是，您最好亲自去趟他家。”树哥笑了。王老，王振华，中国电影家协会原副主席，今年七十九，拄拐杖，爱听京剧，书房挂着他手书的“戏比天大”四字。八十年代拍《黄土地》时，树哥还是北电学生，跟着摄影组打杂，有次暴雨天扛器材摔进泥沟，是王老脱下棉袄裹着他，蹲在沟边给他擦脸，说：“泥水脏，可眼睛不能脏。拍电影的人，心要亮。”那天之后，树哥再没在任何采访里提过“票房为王”。九点半，树哥叩响西山脚下那栋灰砖小院的门。开门的是王老夫人，鬓发如雪，递来一双布鞋：“老头子说，你来就得换鞋，水泥地凉。”树哥换鞋进门，客厅里没开灯，只有落地窗透进的晨光，勾勒出王老坐在藤椅上的剪影。他膝上摊着本泛黄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书页边角卷曲，密密麻麻全是批注。“坐。”王老没抬头，声音沙哑如老胶片刮擦，“听说你在韩国拿了最佳影片？”“侥幸。”“侥幸？”王老终于抬眼，镜片后目光锐利，“《拉贝日记》剧本我看了三遍。第四遍，我让秘书查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档案——你写李秀英那段台词，和她1997年口述实录里的话，一字不差。”他手指敲了敲书页，“可《英雄》呢？秦始皇焚书坑儒，你让他谈‘天下一统，书同文，车同轨’；刺客刺秦，你让他们在青铜剑上刻‘止戈为武’。这些话，史书没写，可老百姓信。”树哥静静听着。“所以你不是想告诉所有人——历史可以重述，但良心不能篡改。”王老合上书，藤椅发出轻响，“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金鸡奖三十年，没一个评委敢提改革？因为评委会里，有十七个人的子女，在海外定居；有九个人的公司，注册在开曼群岛；还有三个……”他忽然咳嗽起来，夫人忙递上温水，他摆摆手，“算了。我就问你一句：你要真当上影协副主席，第一把火，烧谁？”树哥起身，走到窗边。院中一株老槐，枝干虬结，新芽却已钻出褐皮，嫩绿得刺眼。“不烧人。”他说，“烧规矩。”“怎么烧？”“把‘华语电影三大奖’这词儿，从所有官方文件里抠出去。”树哥转身，目光沉静，“金鸡奖是国家奖，金像奖是地区奖，青龙奖是外国奖——三者本不该并列。就像不能说‘故宫、澳门塔、埃菲尔铁塔’都是中国地标一样荒唐。”王老怔住。“我要建‘中国电影国家荣誉体系’。”树哥声音不高，却字字落进空气里，“金鸡奖只颁给大陆主创、内地投资、普通话对白的影片；设‘金鹤奖’，专奖两岸三地合拍、方言创作、传统文化题材；再设‘金翎奖’，表彰海外华人导演、纪录片、动画片。三个奖，三套标准，三条赛道——谁也别蹭谁的光，谁也别踩谁的影。”窗外，风拂过槐树新叶，沙沙作响。王老缓缓点头，从抽屉取出一枚铜章，印面阴刻“影协顾问”四字，边框缠着云纹：“这是上届主席给我的。今天，我把它交给你。”树哥双手接过，铜章微凉，掌心却发烫。下午两点，《英雄》首映礼前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会场在大会堂南翼，长桌两侧坐满人：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广电总局审查司副司长、中影集团董事长、央视电影频道总监……还有三位银发老者，沉默如石雕，却是第五代导演里硕果仅存的三位评审委员。树哥推门进来时，全场静了一瞬。他没看任何人，径直走向投影幕布，按下遥控器。荧幕亮起，不是《英雄》预告片，而是三段混剪：第一段，1995年《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夏雨奔跑的胶片颗粒；第二段，2000年《卧虎藏龙》竹林打斗的4K修复画面；第三段，2002年《英雄》未公开花絮——张艺谋在敦煌戈壁，跪着调整一块红绸的褶皱，风沙灌进他领口，他浑然不觉。“第五代导演，是中国电影的脊梁。”树哥开口，声音在穹顶下回荡，“可脊梁不该是标本，该是活的。《英雄》不是要打败《拉贝日记》，是要证明：我们既能拍出血与火的历史，也能拍出墨与金的东方。”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三位老委员：“陈凯歌导演拍《黄土地》时，用五块钱胶片拍出中国土地的呼吸；张艺谋导演拍《红高粱》时，在高粱地里埋了三台摄像机等日落。今天，《英雄》的每一帧，都在延续这种呼吸——不是靠烧钱，是靠烧心。”会议结束时，广电总局那位副司长悄悄拉住树哥袖子：“周董，审查意见明天上午十点前一定送到。不过……”他压低声音，“王老今早给我打了电话，说您要是哪天想请他当《金鹤奖》首届评委会主席，他‘腿脚不利索，但脑子还灵光’。”树哥笑了。当晚，星火影视城地下车库。树哥独自站在《英雄》巨幅海报前——水墨江山铺展，李连杰执剑立于长城之巅，衣袂翻飞如旗。海报右下角，一行小字若隐若现：“献给所有相信光影能改变时代的人。”手机震动，是高媛媛发来的照片：她抱着一摞《拉贝日记》韩文版小说，在汉城机场免税店柜台前比耶。配文：“树哥，我在韩国书店看到咱们电影被放在‘历史反思’区，和《辛德勒的名单》挨着。店主说，卖得比村上春树还快。”树哥回了个字：“嗯。”刚锁屏，又一条消息跳出来，发信人备注是“范小胖”。点开，是一段三十秒视频：范小胖穿着睡衣，头发乱翘，背景是戛纳海边小屋，镜头晃动。她把手机递给旁边人，自己凑近屏幕，眼睛亮得惊人：“树哥！《醉画仙》在釜山重映，观众集体起立鼓掌十二分钟！他们说……”她忽然哽住，抬手抹了把脸，再开口时声音发颤，“他们说，谢谢中国导演，让我们敢拍自己的痛。”树哥盯着那张被泪水糊花的脸，很久没动。凌晨一点，他驱车驶离影视城。导航目的地输入“西山”，却在半路拐进一条无名小道。车停在一座荒废的旧厂房前，铁门锈蚀，墙皮剥落，唯有门楣上“北京第三胶片洗印厂”几个红漆字，在月光下透出残存的血色。这里曾是国产胶片最后的堡垒。2001年停产后，机器被拆走，只剩空壳。树哥摸黑穿过坍塌的走廊，手电光柱刺破黑暗，照见墙上残留的喷绘——模糊的“胶片万岁”四个大字，下面歪斜涂着一行小字：“，最后一卷。”他蹲下身，指尖抚过冰凉水泥地。二十年前，他就是在这间厂房的暗房里，守着显影罐，等《黄土地》样片浮出影像。那时胶片在药水中晕染，像血渗进宣纸，缓慢而庄严。手机在此时响起，来电显示“吴梦达”。树哥接通，那头传来粤语夹杂的喘息：“阿树！我刚看完《英雄》终剪版……”他忽然停顿，声音发紧，“你记得吗？八三年，我跟洪金宝拍《奇谋妙计五福星》，胶片烧了半卷。那天晚上，我蹲在片场哭，你说‘达哥，胶片烧了还能重拍，人心里的火灭了，才真的完了’。”树哥望着墙上“胶片万岁”的残迹，喉结滚动：“记得。”“现在……”吴梦达笑了，笑声沙哑，“我信了。你心里的火，烧得比当年旺十倍。”挂断电话，树哥从怀中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三张泛黄的胶片——《拉贝日记》南京大屠杀场景原始素材。他小心撕下其中一段，放进随身携带的防潮盒。盒盖内侧，用铅笔写着两行小字：“有些真相，必须留在胶片上。有些火种，必须传到下一代手里。”他起身离开时，月光正穿过厂房破洞，斜斜切在地面，像一道未愈合的刀痕。车开出十里，树哥降下车窗。夜风灌入，吹散最后一丝倦意。前方高速路牌清晰可见：京港澳高速，北京南站方向。他想起白天王老说的话：“历史可以重述，但良心不能篡改。”树哥握紧方向盘，油门轻踩。车灯劈开浓墨般的夜，笔直向前。（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