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聪身形矫健，大步往前跑，朝着墙壁狂奔而去。一号女仆的反应不慢，但她身上背着一个大背包，落后一个身位，紧随在阿聪身后。她的双手紧紧攥成拳头，眼神警惕地盯着缠斗的两人，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阿咸躺在诊所冰凉的塑料椅上，额头贴着自己发烫的手背，听见隔壁诊室传来咳嗽声——那声音像钝刀割开湿布，一下、两下、三下，拖着尾音，仿佛肺叶里还卡着没咳干净的旧年烟尘。他数到第七下时，门被推开，穿白大褂的林医生端着不锈钢托盘进来，托盘里躺着一支透明玻璃管，管底沉淀着淡黄色药液，上面插着细长针头，针尖在日光灯下泛出一点冷蓝。“阿咸，你这病秧子体质，真不是我危言耸听。”林医生把托盘搁在折叠桌上，推了推眼镜，“免疫球蛋白G偏低百分之二十七，铁蛋白只有九点三，连孕妇标准都不到。你最近是不是又熬夜改稿？”阿咸没答，只把下巴从手背上挪开，喉结动了动：“菠菜东昨天凌晨三点发来语音，说池梦鲤在深水埗码头失踪了十二小时。”林医生顿住，镊子悬在半空：“……她不是上个月刚签了《香江晚报》副刊专栏？‘浮生记’那个？”“签了。”阿咸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但她没写一个字。签完第二天，她退了中环公寓，把整面书墙的《金瓶梅词话》《海上花列传》《雷雨》剧本全捐给岭南大学图书馆，只留了一本《红楼梦》甲戌本影印册，夹在行李箱夹层里——菠菜东翻遍她所有社交账号，连小红书收藏夹都爬了三遍，没找到半张照片，半句定位。”林医生放下镊子，从白大褂口袋掏出一包薄荷糖，剥开一颗塞进自己嘴里，又递来一颗。阿咸摇头，林医生便把糖纸捻成一团，啪地按在桌角：“袭人呢？”“袭人？”阿咸忽然笑了一下，嘴角扯得生疼，“她上周五在油麻地警署录完口供，出来时踩碎了高跟鞋后跟。菠菜东开车追了三条街才截住她，她就坐在副驾，用指甲在车窗上划——划了十七道竖线，全是‘正’字的笔画。”林医生沉默两秒，转身拉开药柜最底层抽屉，拿出个牛皮纸信封：“这是池梦鲤上月托人送来的。没署名，只写了‘交阿咸，若我失联，拆’。”阿咸没伸手。林医生把信封平放在托盘边沿，药液在玻璃管里微微晃荡：“你手抖得厉害，先打完这一针。”针尖刺入皮肤时阿咸没眨眼。他盯着信封右下角——那里有枚极淡的指印，边缘晕开一小片水渍，像被雨水泡过的墨迹。他忽然想起三年前在荃湾码头，池梦鲤蹲在锈蚀的起重机底座旁，用粉笔写满整面铁皮墙的《好了歌》注，写到“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时，粉笔断了，她抬手抹汗，小拇指蹭过墙面，留下一道灰白斜痕，恰好穿过“笏”字最后一横。针管抽离，棉签压住针眼。阿咸撕开信封。里面没有信纸。只有一张泛黄的胶片——老式柯达135，齿孔边缘已微卷。他捏着胶片对准窗外斜射进来的阳光，影像渐渐浮现：黑白画面里是间狭小阁楼，木楼梯吱呀欲断，天花板垂着根裸露电线，灯泡昏黄。镜头焦点落在窗台——一只青瓷茶盏盛着半盏冷茶，茶汤表面浮着三片蜷曲的普洱茶叶，正缓缓旋转。茶盏旁摊着本硬壳笔记本，封面烫金楷体印着“汇丰银行职员培训手册（1982年版）”，但翻开第一页，字迹全被浓墨涂黑，唯独右下角一行小字漏网：“壬戌年冬至，阿咸未赴约。”阿咸的呼吸停了半拍。壬戌年冬至，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那晚他确实在旺角弥敦道被混混围堵，左耳被酒瓶碎片划开三厘米长口子，血流进衬衫领口，浸透半件高领毛衣。他记得自己捂着耳朵冲进一家通宵营业的士多店，老板娘递来冰啤酒罐敷伤口，收银机旁放着份摊开的《东方日报》，头版标题是“中英就香港前途展开第二轮谈判”。他从未告诉任何人那晚缺席了什么。可池梦鲤知道。阿咸把胶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着两行小字，笔画细如蛛丝：“茶凉三巡，人未至。茶凉七巡，人不至。——记，你失约那夜，我初识‘等’字之重。”他攥着胶片的手开始发颤，不是因为发烧，而是某种沉埋三十年的钝痛突然破土。这时手机在裤袋里震动，屏幕亮起，是菠菜东发来的定位链接，坐标钉在葵涌货柜码头d区17号闸口，时间戳显示两分钟前。阿咸起身时膝盖撞翻塑料椅，哐当一声惊飞窗外两只麻雀。他抓起外套冲出门，林医生在身后喊：“针剂还没结账！”他头也不回地挥挥手，手指还捏着那张胶片，边角已被体温捂得发软。地铁里人挤得像沙丁鱼罐头。阿咸靠在车厢壁上，闭眼数自己的心跳——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数到八十九时，列车突然急刹，所有人往前踉跄，他额头撞上扶手杆，金属冰凉刺骨。睁开眼，对面车窗映出自己惨白的脸，额角渗出血丝，而玻璃倒影深处，有个穿墨绿旗袍的女人背影一闪而过，旗袍开衩处露出半截小腿，脚踝纤细，踩着双黑色缎面绣花鞋。阿咸猛地转身。车厢空荡，乘客或低头刷手机，或闭目假寐，无人穿旗袍。他摸出手机点开菠菜东发来的定位，放大地图，d区17号闸口旁边标注着一行小字：“原永兴码头旧址，1978年填海造陆后改建”。他指尖滑动，调出历史卫星图——1978年前的海岸线蜿蜒如蛇，而永兴码头就盘踞在蛇首位置，形似一口微张的嘴。蛇首吞吐潮汐，也吞吐过无数未归之人。出站时暴雨突至。雨点砸在水泥地上炸开灰白水雾，阿咸没撑伞，任雨水顺着鬓角流进衣领。他抄近路穿过一片待拆寮屋区，铁皮屋顶被雨点敲得噼啪作响，像无数小鼓齐鸣。拐过第三个弯，他看见袭人。她站在一堵坍塌半截的砖墙下，浑身湿透，墨色长发贴在颈侧，手里攥着把黑色长柄伞，伞尖朝下，深深插进泥水里。她仰头望着墙头——那里挂着半幅褪色绸布，依稀能辨出“永兴码头”四个繁体字，底下还剩半截“茶”字，墨色被雨水冲得模糊不清。“她在这里等过你。”袭人开口，声音比雨声还轻，“每晚八点，风雨无阻。直到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那天，她提着樟木箱坐上开往深圳的巴士，箱子里装着三十八封没寄出的信，每封信封上都盖着永兴码头邮局的三角形邮戳。”阿咸喉咙发紧：“你怎知……”“因为我替她收过信。”袭人终于转过头，雨水顺着眼睫滴落，“你忘了？我是永兴码头邮局最后一名女邮差。1983年我调去湾仔分局前，亲手把第三十九封信退回给她——信封上你名字的‘咸’字，被她用红墨水描了七遍，像七道未愈的疤。”阿咸想说话，却只发出嘶哑气音。袭人拔出伞，伞尖带起一串泥浆：“菠菜东在闸口等你。池梦鲤留了东西给他——不是给你。”“为什么？”“因为等你的人，不该再等下去了。”她把伞递来，伞柄上刻着蝇头小楷：“咸记”，字迹边缘被摩挲得发亮，“你该去补一个迟到三十年的约。”阿咸接过伞，伞柄温热，像刚被人握了很久。d区17号闸口空旷如坟场。巨型吊臂静默矗立，钢索垂落，在风里微微摇晃，像巨兽垂死的尾巴。菠菜东倚在锈蚀的集装箱上，叼着支没点燃的烟，见阿咸走近，把烟盒捏扁扔进积水坑。“她来了。”菠菜东嗓音沙哑，“两小时前。”阿咸没问“谁”。菠菜东从怀里掏出个铝制饭盒，盒盖掀开，里面静静躺着三样东西：一枚铜质怀表，表盖内侧刻着“咸赠鲤，”；一张泛黄船票，目的地栏写着“澳门外港”，日期是1982年12月23日；还有一小叠素描纸，每张都画着同一个场景——窄巷、青砖墙、晾衣绳上飘荡的蓝布衫，以及墙根下蜷缩的少年，后颈有一颗褐色小痣。“她画了整整三十年。”菠菜东指着素描纸角落的日期，“最后一张，今天凌晨四点十七分。”阿咸拿起怀表，表壳冰凉。他掰开表盖，秒针停在三点十七分，分针卡在十二与一之间，像被无形手指死死按住。他凑近细看，表盘玻璃内侧凝着一滴干涸的水渍，形状酷似泪珠。“她要我去澳门。”阿咸听见自己说。菠菜东点头：“船票有效期限，到今晚十一点五十九分。”雨势渐歇，云层裂开一道缝隙，夕阳余晖泼洒下来，将整个码头染成锈红色。阿咸抬头望向远处海面，一艘白色渡轮正缓缓驶离泊位，船身漆着“金光飞航”四个大字，船尾拖出长长的、颤抖的银色水痕。他忽然想起池梦鲤十七岁时写的诗，登在校刊上，题目叫《锚》：“铁锚沉入幽暗，不是为了坠毁，是教浪懂得，何为停驻的尊严。”阿咸把怀表揣进胸口口袋，那金属硌着肋骨，带来一阵尖锐的真实感。他迈步走向码头尽头，菠菜东在身后喊：“阿咸！她留了话——”阿咸没回头。“她说：咸哥，这次换我等你。等你游过这片海，等你爬上岸，等你把三十年前那杯冷茶，重新续满。”阿咸脚步一顿。海风卷起他湿透的衣角，猎猎作响。他摸出口袋里的胶片，对着最后一线天光再看一次——窗台茶盏里，三片普洱仍在缓慢旋转，像三枚不肯停摆的罗盘指针，固执地指向同一个方向：东南。东南是澳门。东南是未完成的约定。东南是三十年来所有未曾出口的“对不起”，所有不敢触碰的“我还在”，所有在深夜稿纸上反复涂抹又被橡皮擦去的“我爱你”。阿咸终于笑了。那笑容很淡，却像淬过火的刀锋，削去了病容里最后一丝萎顿。他抬手抹去额角血迹，转身朝菠菜东伸出手：“借支烟。”菠菜东愣住，随即从烟盒底层抽出唯一一支完好香烟，打火机“啪”地燃起幽蓝火苗。阿咸俯身凑近，火光映亮他瞳孔深处，那里不再有混沌的焦虑，只有一片沉静的、近乎悲壮的澄明。烟点燃了。他深深吸了一口，辛辣的烟雾涌入肺腑，竟不呛人，反倒像久旱龟裂的土地迎来第一场透雨。他把烟盒还给菠菜东，指尖无意拂过对方腕骨——那里戴着一串黑曜石手链，七颗石头，每颗都雕着不同形态的鱼，鱼尾朝向各异，唯独第七颗，鱼首昂然向上，口吐水泡，水泡里隐约可见两个篆体小字：“咸鲤”。阿咸没点破。他转身走向渡轮停靠的栈桥，皮鞋踏在积水的钢板上，发出空洞回响。暮色四合，海面浮起薄雾，远处澳门半岛的灯火次第亮起，宛如散落人间的星子。他忽然想起昨夜改稿时卡在第三百二十七万零八百四十二字处，怎么也写不出池梦鲤重逢时的第一句话。编辑催稿信息堆满微信对话框，他盯着空白文档，光标固执闪烁，像一颗不肯降落的星。此刻他明白了。有些话不必写。有些约不必赶。有些爱，熬过三十年风雨，早已在无声处沸反盈天。渡轮汽笛长鸣，震得栈桥微微颤动。阿咸踏上舷梯，海风掀起他衣摆，露出腰际别着的旧式钢笔——那是池梦鲤十八岁生日送他的，笔帽上刻着一行小字：“愿君执笔如执剑，斩尽浮名与虚妄”。他没进船舱，径直走到二层甲板尽头。海风猛烈，吹得衬衫紧贴脊背，勾勒出嶙峋肩胛骨的轮廓。他解开西装扣子，从内袋取出那本《红楼梦》甲戌本影印册，书页边缘已磨出毛边，扉页有池梦鲤的钢笔题字：“咸哥阅，此书千字，字字皆我未敢言之语。”阿咸没翻书。他把它轻轻放在甲板护栏上，任海风翻动纸页，哗啦作响。某一页停驻不动——正是“黛玉葬花”那一回。他俯身，从笔帽旋出笔芯，蘸了蘸自己额角未干的血，在书页空白处写下第一行字：“癸卯年六月十七，我乘风破浪而来。茶未凉，人未老，约尚在。”写完，他直起身，将钢笔抛入大海。笔尖朝下，划出一道银亮弧线，没入墨色波涛，连个涟漪都吝于留下。渡轮离岸。阿咸站在渐行渐远的船尾，看着香江两岸灯火渐次缩小，最终融成一条流动的银河。他摸向胸口口袋，怀表不知何时停止了走动，秒针永远停在三点十七分——恰是池梦鲤留给他的最后一张素描的落款时间。他忽然不慌了。病秧子体质还在，额头滚烫，掌心却沁出细密汗珠，不是因高烧，而是因一种久违的、近乎战栗的清醒。他想起心理医生说过的话：“熵减不是逃避，是主动选择秩序。”而此刻，他为自己选择了最古老、最笨拙、也最汹涌的秩序——奔赴。海风灌满他单薄衣衫，像一面不肯降下的旗。远处，澳门的灯火越来越近，越来越亮，终于连成一片不灭的暖色光海。阿咸闭上眼。这一次，他听见了潮声里，有三十年前少女清越的笑声，正乘着季风，一浪一浪，扑向他敞开的、久候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