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听的,是昨天凌晨那位槟城阿伯的声音。
录音里只有沙沙的底噪,偶尔有一两声咳嗽。
阿伯说话很慢,每个字之间,都隔着长长的停顿。
“铁盒是我阿公留下的。一九四二年埋的,一九四五年挖出来。照片烂了,铁盒还在。铁盒上有一个凹痕,是我阿公临走那天,我阿嬷用指甲掐的。她说,你记着这个凹痕,回来的时候,一摸就知道是这个盒。”
停顿。
“他没回来。凹痕还在。”
停顿。咳嗽。
“我阿嬷一九八○年走的。走之前,她把铁盒交给我。她说,你记着这个凹痕。等你老了,传给你儿子。儿子传给孙子。总有一天,有人会摸到这个凹痕,想起我。”
录音结束。
张国荣把耳机摘下来,揉了揉耳朵。
调音台旁边放着一杯凉透的咖啡,他没碰。
他从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写
第十二轨铁盒。
写完,他把本子合上。
窗外,凤凰木的枝叶,在暮色里渐渐模糊。
那粒四点七毫米的骨朵已经看不见了,但张国荣知道它在那里。
他想起徐小凤那个食盒里,十二块娘惹糕,等十二个人齐了再分。
他不知道那十二个人能不能到齐。
但他知道,那位槟城阿伯的铁盒,会一直传下去。
傍晚六点,食堂。
长桌上摆了六菜一汤。
今天是周六,晚饭比平时丰盛些。
许鞍华从二号棚过来,黄沾和顾家辉一起,谭咏麟和张国荣前后脚进门。
徐小凤最后到,她手里还拎着那只藤编食盒。
威叔从凤凰木那边走过来,在食堂门口把鞋底蹭了蹭,蹭掉沾着的泥。
赵鑫坐在长桌主位,面前摆着两封信。
一封是谢晋的,一封是他刚收到的,从台北寄来的,落款是吴念真。
他拆开那封台北的信。
信很短
“赵先生台北三家艺术影院,《槟城空屋》连放四十二天,昨天最后一场。吴念真。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
赵鑫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他抬头,看见长桌上十二个人,围坐成一圈。
威叔、许鞍华、黄沾、顾家辉、谭咏麟、张国荣、徐小凤、周慧芳、李国栋、苏小曼、王志强、陈志文。
十二个。
徐小凤也数了一遍。
她把藤编食盒,放到桌子中央,揭开盖子。
“人齐了。”她说。
十二块娘惹糕,红绿两色,用香蕉叶垫着。
椰浆和班兰叶的香气散开来,很淡,但很韧。
徐小凤把第一块糕,夹到威叔碗里。
威叔低头看着那块糕,没动筷子。
“林金枝阿婆,九十二岁。”徐小凤说,“一九四一年嫁人,一九四二年丈夫被日军征去修铁路,一九四五年没回来。她等了四十年。这块糕,是她的。”
威叔把那块糕夹起来,放进嘴里。
他嚼得很慢,像是在嚼一段很长的年月。
徐小凤把第二块糕,夹到赵鑫碗里。
他没说话,把糕吃了。
十二块糕,十二个人,一块一块分完。
最后一块,徐小凤夹给自己。
她把糕举起来,对着灯光看了看。
糕体晶莹,能看见里面嵌着的椰丝。
“林阿婆说,当年她嫁人的时候,她阿妈做了三十六块糕,分给街坊。现在只剩她一个人记得那个味道。”
她把糕放进嘴里,“现在有十二个人记得了。”
长桌安静了一会儿。
谭咏麟忽然开口。
“我那张船票的主人,不知道叫什么。但他的船票,现在有十二个人看见了。”
他从裤袋里摸出那张复印件,放在桌上。
张国荣看着那张船票,轻声说“我那位槟城阿伯的铁盒,以后会有很多人记得。”
他从包里拿出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那行字第十二轨铁盒。
他把笔记本也放在桌上。
威叔从怀里,摸出周伯那封信,放在船票旁边。
“周伯这封信,等了一年。蔡国维那架钢琴,等了四十年。黄老师那个人,等了四十一年。”他说,“现在这封信,有十二个人知道它在等。”
许鞍华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
“《故土之心》明年开机。李光耀先生一九六五年哭的那三十秒,会有很多人看见。”
黄沾把烟掐灭,烟蒂收进烟盒,烟盒揣回口袋。
“我写的那首《谒残碑》,一直觉得没写完。”他说,“今晚回去接着写。”
顾家辉推了推眼镜。
“甘美兰和古筝那版,试了十七遍都不对。今晚试第十八遍。”
周慧芳把最后一口糕咽下去,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赵总,债券第一期兑付是明年八月。缺口一百七十万,现在还剩多少?”
赵鑫看着她。
“新加坡那笔版税预购,三十万新元,折一百一十七万港币。谢导那边,《应》的欧洲版权卖了四十二万美元,他一分没留,全给了我,这笔钱折三百二十七万港币。加起来四百四十四万。”
他顿了顿。
“缺口没了。”
周慧芳愣了一下,然后露了个笑脸。
她笑得很轻,也很亮。
李国栋坐在她旁边,也跟着笑。
苏小曼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是明天要发的新闻稿标题。
她写金狮之后,《应》归国期未定,但种子已埋。
王志强和陈志文对视一眼,没说话。
但嘴角都弯着。
窗外,天已经全黑了。
凤凰木的轮廓融进夜色里,看不见那粒四点七毫米的骨朵。
但威叔知道它在那里。
他把它量进本子里,记在心里。
赵鑫站起来,走到窗前。
他背对着十二个人,看着那片黑沉沉的片场。
远处,邵氏的片灯还亮着,嘉禾的还在,新艺城的也还在。
这个城市永不停歇,永远在拍新的电影,新的故事,新的快乐。
但他知道,从今夜开始,有些不一样了。
十二块糕分完了。
十二个人记住了。
那粒四点七毫米的骨朵,还在长。
他转身,面向长桌。
“谢导昨天来信,说周师傅那块牌位,背面十六个名字,他记全了。他们回了一趟永宁镇。镇子还在。那棵榕树还在。周师傅蹲在树下哭了二十分钟,然后说够了。”
他看着桌上那几样东西周伯的信、谭咏麟的船票、张国荣的笔记本。
“什么是够?”他问。
没有人回答。
他自己答。
“够就是,有人记得。”
长桌安静了很久。
顾家辉忽然开口。
“赵生,你刚才说周师傅说够了。我问你一件事。”
赵鑫看着他。
“您说。”
“我想问。”
顾家辉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慢慢擦着,“他记全了,然后呢?那些名字能做什么?那些名字背后的人,能回来吗?”
没人说话。
顾家辉把眼镜戴上。
“我今天在想一件事。新加坡那边,三千张碟卖完了。我收到一封信,是南洋大学一个学生写的。他说他祖父是福建永春人,一九二〇年下南洋,一辈子没回去过。他父亲在新加坡出生长大,不会讲闽南话。他更不会。但他听了我那张碟,哭了。”
他顿了顿。
“他哭的不是他祖父,也不是他父亲。他哭的是他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是谁。听那张碟,他忽然知道了一点点。”
黄沾在旁边接了一句。
“那一点点是什么?”
顾家辉看着他。
“是根。是他从没见过的根。是他以为早就断了的根。忽然发现,没断。”
许鞍华把眼镜重新戴上。
“老顾,你这话让我想起一件事。上个月我去新加坡,见了一个人。李光耀先生的幕僚。”
赵鑫抬头。
“他怎么说?”
许鞍华沉默了几秒。
“他说,新加坡建国十六年,最难的不是经济,不是国防,是认同。印度人、马来人、华人,各说各的话,各拜各的神。怎么捏在一起?”
“怎么捏?”
“让人知道自己是人。”
许鞍华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不是华人,不是马来人,不是印度人。是人。是人就要吃饭,就要养家,就要让孩子过好日子。就要记得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就要知道,活着不只是活着,是活成一个人。”
顾家辉点头。
“这就是我那张碟在新加坡卖完的原因。那些人听的不是音乐,听的是自己。自己是人,人有来处,有归处。”
谭咏麟忽然插了一句。
“台湾呢?小蒋那边不是也…”
他顿了顿,没说完。
许鞍华替他接上。
“台湾去年开始,老兵可以回去探亲了。虽然还没正式开放,但有些人已经回去了。你们还记得那个台湾导演侯孝贤吗?他跟我说,他父亲是广东梅县人,一九四九年到台湾,一九八〇年去世。死之前,一直说想回去看看。没看成。”
她停了一下。
“侯孝贤说,他拍电影,就是替他父亲回去看看。”
张国荣轻声问“他拍什么?”
“拍台湾。”
许鞍华说,“拍台湾的乡下,台湾的街巷,台湾的人。拍那些人是怎么活的,怎么等的,怎么老的。他说,他父亲没回去,但他拍出来的东西,让很多人觉得,自己回去了。台湾不仅是个地区,而是华人中的一支,也是个难以言说的希望。”
赵鑫一直没说话。
他站在窗边,听着他们一句一句说。
窗外,凤凰木在夜色里轻轻摇着。
他忽然想起去年在威尼斯,谢晋跟他说过一句话
“小赵,你知道为什么有些朝代能长久,有些不能?”
他说不知道。
谢晋说“把人当人的,长久。不把人当人的,不长久。就这么简单。”
现在他想起这句话,忽然明白了。
威叔在旁边咳了一声。
“你们说的这些,我听着有点绕。但我听懂了一件事。”
黄沾问“什么事?”
威叔指着桌上那几样东西。
“周伯那封信,阿伦那张船票,eie那盒录音,周师傅那十六个名字,林阿婆那块糕——这些东西,都是人。都是一个人,等另一个人,记得另一个人。”
他顿了顿。
“把人当人,就是把这些人当人。把这些人当人,就是让他们知道自己等的人,还被人记着。让他们知道,自己等的那些人,没白等。”
食堂里安静了很久。
许鞍华忽然笑了。
“威叔,你这话说得比我明白。”
威叔摆摆手。
“我不明白。我只是记得。记得周伯那封信,记得那粒骨朵,记得那块糕。”
他站起来。
“够了。”
那天晚上,十二个人各自散去。
赵鑫回到办公室,坐在椅子上,很久没动。
他想起顾家辉问的那个问题
“周师傅那十六个名字,记全了。然后呢?”
然后呢?
他翻开笔记本,找到谢晋那封信。
信的最后一段,他今晚才真正看懂
“小赵,我拍了一辈子电影,最后发现,电影不是给人看的,是给人记的。记那些不该忘的人,记那些回不来的人,记那些等着被人记的人。人活一世,最后剩下的,就是被人记得。被人记得,就没白活。”
“为什么有些朝代长久?因为他们让人,记得自己是人。为什么有些朝代短暂?因为他们让人,忘了自己也是人。新加坡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能立国。台湾也开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会变。而香港,迟早也要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人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也是最终真相。”
他把信折好,放回抽屉。
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凤凰木的轮廓在夜色里渐渐清晰。
那粒四点七毫米的骨朵,明天还会长。
长成花,长成叶子,长成树。
长成让人记得的东西。
他忽然想起那年除夕,威叔在凤凰木下喊的那一嗓子。
“过年好!”
没人回答。
但所有人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