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八日，清晨七点。
《东方日报》头版标题，像一记重拳：“三百万豪捐！邵邹郑联手为金像奖背书”。
副标题更狠：“台湾电影界连夜开会，中影总经理李行：‘愿与香港同仁良性竞争’”。
深水埗陈记糖水铺里，陈伯戴着老花镜，把报纸摊在油腻的桌面上。
手指划过那行“良性竞争”。
咧嘴笑了：“良性？怕是被打懵了吧。”
旁边吃肠粉的熟客凑过来：“陈伯，您说这金像奖真能成？”
“成不成不知道。”
陈伯舀起一勺芝麻糊，吹了吹热气。
“但有人肯掏三百万，还不要冠名，这事儿就有戏。你见过邵六叔做赔本买卖吗？”
熟客想了想，摇头。
“那就是了。”
陈伯说，“这些老狐狸，鼻子灵得很。他们闻到了香港电影，到了该换个活法的时候了。”
上午九点，清水湾会议室。
二十一人评审名单的传真件。
从香港发往台北、北京、新加坡、纽约、洛杉矶。
赵鑫站在传真机前，看着最后一张纸，缓缓吐出。
许鞍华站在他身边，轻声问：“你说侯孝贤和杨德昌，真会来吗？”
“会。”
赵鑫把传真件整理好，“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台湾电影，需要一扇新的窗口。金马奖办了二十一年，评来评去都是那几个人。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正在筹备，杨德昌的《光阴的故事》还没立项，但他们缺的不是才华，是舞台。”
“可台湾那边会给压力吧？”
“给压力才好。”
赵鑫转身看向她，“许导，文化这场仗，最怕的不是敌人太强，是根本没人把你当回事。现在台湾跳出来反对，正好证明我们打出了弱点暴击。”
会议室门被推开，谭咏麟风风火火冲进来。
今天他难得穿了正装，白衬衫黑西装，领带却系得歪歪扭扭。
“阿鑫！我刚接到电话！中影那边想约我吃饭！”
“李行导演？”赵鑫挑眉。
“对！他说想聊聊‘商业与艺术的平衡’。”
谭咏麟抓了抓头发，“我该怎么说？我连金像奖的评审标准，都还没背熟！”
“不用背标准。”
赵鑫给他倒了杯茶，“就说实话。说你在红馆开演唱会，两万人合唱《月光光》时，你在想什么。说你觉得一首歌能传四十年，不是因为技巧多好，是因为里面装着真实的人生。”
谭咏麟愣了愣，然后笑了：“这个我会说！”
张国荣跟着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影双周刊》。
“最新统计，”
他把杂志摊在桌上，“今年香港上映的一百三十七部电影里，武侠片四十一部，恐怖片二十八部，喜剧片三十五部，风月片二十二部。涉及历史、人文、社会议题的，”
他顿了顿：“只有我们一部《民国时期的爱情》。”
会议室安静下来。
窗外的片场，楚原导演正在拍《魔剑侠情》最后一组打戏，威亚吊着演员在空中翻转。
嘉禾那边的爆破声，隐约传来。
应该是洪金宝，在拍《人吓人》的僵尸爆炸镜头。
整个香港电影工业，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
源源不断生产着即时、刺激、易消化的快乐。
而他们这群人，在做一件“不划算”的事。
“所以金像奖，必须设一个‘年度文化贡献奖’。”
赵鑫在白板上，写下这个奖项名称，“不评票房，不评技巧，评一部电影对香港、对华语文化的‘建设性’。哪怕它不赚钱，哪怕它很小众，但只要它拓宽了华语电影的可能性，就值得被记住。”
“标准呢？”许鞍华问。
“三条。”
赵鑫写下：
一、是否提供了新的历史视角或人文关怀。
二、是否推动了电影语言或类型的创新。
三、是否对香港乃至华语文化生态，产生了积极影响。
“比如《民国时期的爱情》。”
张国荣轻声说，“它在南洋的放映，让很多华侨后代，第一次知道父辈的故事。这在票房之外，有另外的价值。”
“对。”
赵鑫点头，“而这个价值，需要金像奖这样的平台，来确认和放大。”
上午十点半，意外访客。
是新加坡驻港领事馆的文化参赞，陈启明。
四十出头，戴金丝眼镜，一口流利粤语。
“赵先生，冒昧来访。”
陈启明递上名片，“我们领事看了《民国》在新加坡的放映反响，很有感触。想请问，《槟城空屋》拍摄时，是否需要新加坡方面的协助？”
赵鑫接过名片：“陈参赞的意思是？”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收藏了大量英殖民时期的华工档案、口述历史。如果剧组需要，我们可以开放部分资料。”
陈启明顿了顿，“另外，1965年建国时期的影像资料，包括李光耀先生的一些未公开讲话，也可以酌情提供。”
这个橄榄枝，抛得有些意外。
赵鑫沉吟片刻：“条件呢？”
“没有硬性条件。”
陈启明微笑，“如果一定要说，就是希望电影，能在新加坡首映时，办一场学术讨论会。请南洋的历史学者、华侨后代、年轻观众一起聊聊，我们如何记住过去，又如何走向未来。”
“这个可以有。”
“那就说定了。”
陈启明起身，“资料清单，我下午派人送来。另外，”
他走到门口，又转身：“新加坡政府，正在筹建‘亚洲电影资料馆’，想收藏《民国时期的爱情》的原始胶片和创作手稿。不知赵先生是否愿意捐赠一份？”
赵鑫没有立刻回答。
许鞍华轻声说：“阿鑫，原始胶片只有一份。”
“可以复制。”
赵鑫看向陈启明，“但我们有个要求：资料馆必须对公众开放，不能锁在库房里。要有定期的放映、讲座、学生工作坊。让这些影像活起来，而不只是文物。”
陈启明眼睛亮了：“这正是我们想做的！新加坡是个年轻国家，我们需要用文化，来回答‘我们是谁’。赵先生，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送走陈启明后，谭咏麟挠头：“新加坡这么积极？有点不对劲吧？”
“很对劲。”
赵鑫走到窗前，“新加坡1965年，被踢出马来西亚，被迫独立。他们最懂‘无根’的焦虑。现在他们经济起飞了，开始找‘魂’。《民国》和《槟城空屋》讲的，恰恰是南洋华人的‘根与魂’。他们需要这些故事，来建构自己的国家叙事。”
“所以我们在帮他们？”张国荣问。
“不，我们在合作。”
赵鑫转身，“新加坡有档案，我们有创作能力。他们需要故事，我们需要史料。这是双赢。”
他顿了顿：“而且你们发现了吗？日本、台湾、新加坡，亚洲这些地方，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回应同一个问题：在现代世界中，我们是谁？香港如果只盯着本地票房，就错过了参与这场大对话的机会。”
中午十二点，食堂里的气氛，有些微妙。
顾家辉和黄沾坐在角落，面前摊着《槟城空屋》的五首主题曲乐谱。
但两人都没动筷子。
“老顾，”
黄沾罕见的严肃，“我昨晚想了想，《月光光》调子是广东民谣。我们得尊重这个事实。”
顾家辉推了推眼镜：“你的意思是？”
“电影里要明确交代：蔡国维在给黄月萍的信里写‘我用《月光光》的调子，填了首词，想让你谱钢琴曲’。而不是‘我写了一首歌’。”黄沾说，“历史剧，最怕的就是篡改细节。一个调子的归属，可能改变整首歌的意义。”
“你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