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茶果然不错。’

    心底跟明镜似的，将李德全的心思尽收眼底，却不怎么在意的张杰再饮一口茶。

    如今的他用‘优势在我’来形容都是浅薄了，用‘我即是优势’来形容倒是差不多。

    既然如此，自然能容纳手下人的各种小心思。

    况且，以李德全的忠诚度，即使有什么小心思，也不会对他有什么不利才对。

    这不仅是因为李德全这个堪称内相的大内总管、

    司礼监掌印太监完全由他一手提拔，若是没有他，

    李德全今天还是个在皇宫底层、一文不值、连品级都没有的小太监；

    更是因为李德全现在的权势地位、富贵全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若是把他自己比喻为一棵大树，那么李德全就是一株环绕大树而生的藤蔓。

    藤蔓不管怎么枝繁叶茂，都必须要依附大树，

    没有了他张杰，就自然而然的没有了李德全这个大内总管。

    而且藤蔓永远不可能比大树长得更高、更大。

    如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下，只要李德全不是个脑残，

    就不会对他有什么不利的心思。

    ‘不过，说起茶，我也只是牛嚼牡丹，要论对茶的理解，

    还要看某位轻佻不可君天下，除了当官家，其他都会的端王。’

    要说爱茶，宋徽宗赵佶堪称典范。他不仅是顶级的点茶高手，

    还留下了一篇《七汤点茶法》，足以见其对茶的独到见解。

    宣和二年（1120年），他在延福宫与一众功臣宴饮，

    亲自煮水煎茶，只见乳白色的盏面幻化出“疏星朗月”之图象。泡好后，

    他非常满意地分给群臣，并说：“这可是朕亲手施予的茶。”

    茶不仅得到官家的喜爱，文人士大夫对这能提神醒脑的东西也是喜欢非常。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东坡居士’苏轼了。

    苏轼是一个吃货，自创的东坡肉在后世大名鼎鼎，

    但他更是一位茶痴，喝茶的习惯让人印象深刻。

    他不仅亲自制茶、煎茶、品茶，甚至在被贬、

    有闲余时间后开垦荒山，亲自种植茶园。

    他最爱喝的是御赐的“龙凤团茶”，一生中也曾两次得到皇帝御赐的团茶。

    多年以后，在年华逝去，尘埃落定后，他在《望江南》中写道：

    “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茶不仅在社会上层流传，在民间也为广大的百姓所接受。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说法，就是从宋代开始出现的。

    可见，茶叶在宋代寻常百姓家变得更为普遍。

    根据典籍记载，当时的汴梁是全世界茶文化的中心，

    茶叶经济约占当时财政收入的5% 汴梁的茶肆、茶坊最多。

    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朱雀门外除东西两教坊，

    余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甚。”

    “不过，茶…”

    思及茶叶的普遍与功效，张杰又想到这东西似乎、好像就是一种武器啊。

    茶虽然不像盐一般，专卖制度起源很早，

    可追溯至春秋时期齐国管仲的“官山海”政策。

    又在汉武帝时期，为解决财政危机，

    正式在全国推行盐铁官营，设立专门机构管理生产和销售。

    盐税是古代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有时甚至占到一半以上，

    被称为“天庾之半”（国家粮食储备的一半），是维持军政开支的关键。

    茶叶的专卖制度在唐代开始兴起，至宋代达到高峰。

    宋代不仅对茶叶实行严格的“榷茶法”，

    还将其与边疆贸易（如“茶马互市”）紧密结合，

    用茶叶换取战马，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茶叶是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必需品，宋朝通过“以茶制夷”的政策，

    利用茶叶贸易作为经济和政治纽带，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

    “这东西可是要好好的利用一番才是。”

    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的张杰开始

    思索怎么利用盐、茶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

    “学习宋朝直接一刀切？”

    与盐类似，宋朝禁止民间私自交易茶叶，

    违者会受到杖刑、徒刑甚至死刑的处罚。

    朝廷同样发行“茶引”作为茶叶经营的许可证，

    商人必须持有官方凭证才能进行茶叶的收购、运输和销售。

    “这会不会引发朝廷与官府的矛盾？”

    张杰有些拿捏不定。

    20世纪的阿美莉卡为什么黑帮猖獗，

    乃至是有阿尔卡彭这样胆敢喊出“白天纽约是纽约市长说了算，

    晚上却是我阿尔卡彭说了算！”的黑道巨鳄出来？

    不就是因为当时还是清教徒占据核心位置的阿美莉卡高层搞出了一刀切的禁酒令？

    本来在明孝宗、明武宗时期逐渐销声匿迹的倭寇怎么一下就在嘉靖朝猖獗起来？

    在明朝共计787次倭患记录中，有628次集中发生于嘉靖年间，占总数的80%。

    倭寇活动范围遍及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甚至深入内地，

    如着名的“五十三倭寇”曾从浙江一路流窜至南京城下？

    次要原因是16世纪的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战乱频繁，

    大量战败的武士、浪人和失地农民成为倭寇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与中国的武装海商集团勾结，使倭寇的战斗力和组织性大为增强。

    与嘉靖时期，明朝政治腐败，军事上重文轻武，海防松弛。

    面对机动灵活的倭寇，装备和战术都相对落后的明军难以有效应对，

    导致倭寇屡剿屡起，造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嘉靖大倭寇”。

    可实际上导致倭患的根本原因，还是嘉靖上位后，突然将在宣宗、孝宗、

    武宗时期逐渐废除的“片板不许下海”太祖朱元璋的政策又捡了起来，还搞严厉打击。

    这断绝了沿海民众通过合法海外贸易谋生的途径，导致大量商人、

    渔民转为走私甚至海盗，为倭寇提供了主要兵源和内应。

    着名的倭寇头目、堪称大明海贼王的王直、郑芝龙都是货真价实的明朝人，

    而不是从日本流窜出来的落魄武士、浪人。

    总的来说，盐和茶的禁榷制度是古代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

    但同时也限制了民间商业的发展，催生了私盐、

    私茶贸易，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