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刑与反腐的争议暂告一段落，朱标思索片刻，又提出另一项关乎民生的新政：“除了律法调整，江浙地区的赋税问题，也该在新政中一并解决。”

    他语气沉重地说道：“洪武年间，‘江浙赋独重’是朝野皆知的现状。江浙一带地处富饶，鱼米之乡、商贾云集，本是大明的经济重心，但父皇当年为了打压当地地主士绅的势力——他们在元末多依附张士诚，对大明一统天下多有抵触，故而在政治上限制其地位，经济上予以压制，规定江浙地区的赋税要比其他省份高出数倍。就拿苏松二府来说，每亩田的赋税几乎是河南、山东的三倍之多。”

    “沉重的赋税让当地百姓不堪重负，”朱标补充道，“即便江浙土地肥沃，可高额赋税之下，百姓一年劳作所得，大半都要上缴官府，自己所剩无几。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状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被严重打击，不少人甚至放弃耕作，逃荒他乡，反而影响了当地的经济民生。这些年，朝堂一直都在商议此事，却始终没有定论。如今朕即位，理应解决这个积弊。”

    说到这里，朱标眼中闪过一丝坚定：“朕决定，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这是新帝即位后惯例的仁政，让天下百姓都能感受到承天朝的恩惠。除此之外，专门针对江浙地区的地主士绅与百姓，再额外进行减赋——将苏松二府的赋税降至与周边省份持平的水平，其他江浙州县也酌情减免三成，彻底改变‘江浙赋独重’的局面。”

    朱雄英当即表示支持，笑着说道：“父皇此举甚善！如今大明早已不是当年财政拮据的模样，光是三大水师的商税、关税收入，去年就高达三千多万两，再加上岭北商路与各地屯田的收益，国库充盈，完全有能力为百姓减轻负担。没必要再靠着压榨江南百姓来充实国库，减赋之后，百姓生产积极性提高，江南的经济必然会更加繁荣，长远来看，对朝廷更是有利无害。”

    朱高炽听后，也缓缓点头，脸上并无反对之意：“丧标这个决策很有必要，江南是大明的经济命脉，让当地百姓安居乐业，才能让这根命脉持续焕发生机。减赋既能收拢民心，又能促进生产，确实是双赢之举。”

    话音一转，朱高炽话锋变得严肃起来，着重提出一点：“不过，有一件事必须明确规定——苏松等地的官员，不得入职户部！这是老朱当年定下的规矩，如今新政推行，这条规矩绝不能变更，必须作为底线坚守。”

    朱标与朱雄英闻言，皆是一愣，朱标不解地问道：“高炽，减赋本就是为了安抚江南，为何还要限制苏松官员入职户部？”

    朱高炽解释道：“父皇，大哥，道理其实很简单。户部掌管天下赋税、钱粮调度，是朝廷财政的核心部门。苏松等地的官员，大多出身当地士绅地主家庭，与江南的士绅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让这些地方出身的官员进入户部任职，他们自然会想着为江南谋福利——这并非是怀疑他们的品行，而是人之常情，乡土情结与利益关联，难免会影响他们的决策。”

    他进一步剖析：“他们会不会真心为江南百姓谋福利，尚且两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必然会想方设法地为江南士绅谋福利。比如在赋税制定上，可能会进一步向江南倾斜，想方设法降低江南的赋税负担，却忽视了其他地区的公平；在钱粮调度上，也可能优先保障江南的物资供应，损害其他省份的利益。长此以往，不仅会破坏天下赋税的公平性，还可能引发其他地区的不满，甚至导致朝堂派系林立，影响统治稳定。”

    “老朱当年定下这条规矩，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朱高炽补充道，“他深知江南士绅势力庞大，若让其渗透进户部，必然会借助职权为自身谋利，打破朝廷的财政平衡。如今我们可以减少江南赋税，让百姓受益，但绝不能让江南士绅的手伸进户部，不能给他们干预天下财政的机会。这是维护朝廷财政公平、防止派系勾结的底线，绝不能动摇！”

    朱标与朱雄英听后，皆是恍然大悟，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朱标感慨道：“高炽考虑得果然周全！朕只想着减赋惠民，却忽略了背后的潜在风险。若不是你提醒，恐怕会留下隐患。这条规矩确实必须坚守，绝不能更改。”

    朱雄英也附和道：“高炽说得没错，江南士绅势力本就雄厚，若再让他们掌控户部的部分权力，后果不堪设想。减赋是为了民生，而限制苏松官员入职户部，是为了朝堂稳定与财政公平，二者并不冲突，反而能相互保障。”

    说着，朱标当即让人取来纸笔，将“苏松等地官员不得入职户部”这一条明确写进新政章程之中，语气坚定地说道：“就按高炽说的办，这条规矩作为铁律，载入章程，后世子孙也需恪守，不得擅自更改。”

    朱高炽见状，心中松了口气：“如此一来，减赋新政既能惠及江南百姓，又能守住底线，防止士绅势力渗透，可谓万无一失。”

    历史上朱允炆这蠢货就是听信了士绅缙绅的谗言，即位后急不可耐地对江浙地主进行减赋，不仅大幅降低赋税标准，规定“亩毋逾一斗”，更是打破洪武朝铁律，允许“苏、松人仍得官户部”。

    这一决策直接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大量江南士绅出身的官员涌入户部，他们掌权后便彻底沦为江南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全然不顾天下财政公平。

    为了维护自身与背后士绅集团的利益，他们一边持续压低江南赋税，将负担转嫁给其他地区百姓，导致非江浙省份赋税愈发沉重，民怨沸腾；一边利用职权大肆篡改赋税章程，为江南士绅偷税漏税、兼并土地大开方便之门。

    原本就势力雄厚的江南士绅，在政策庇护与官员纵容下，迅速疯狂扩张，大量兼并农民土地，致使无数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流民，社会矛盾急剧激化。

    而户部被江南势力把控后，朝廷财政调度彻底失衡，各地军需、赈灾款项屡屡被克扣挪用，地方治理陷入瘫痪。更严重的是，江南士绅通过户部不断渗透朝堂，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党同伐异，朝堂风气日益腐败，政令不通、吏治混乱成为常态。

    朱允炆本想以减赋收拢士绅人心，却不料养虎为患，最终既失去了天下百姓的支持，又被士绅集团裹挟，加剧了统治危机，为后来靖难之役的败亡埋下了致命隐患。

    正因为如此，朱高炽才会提醒朱标，不要犯下这种愚蠢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