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朱标与朱雄英顿时脸色大变，脸上的笃定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震惊与思索。

    朱高炽提出的这个角度，是他们从未想过的——朱标与朱雄英满心只想着矫正洪武朝律法的严苛，让官民摆脱动辄得咎的恐惧，彰显承天朝的仁政底色，却完全忽略了洪武朝严刑峻法最核心的价值，便是对贪腐的强力震慑。

    那些“剥皮实草”、“株连九族”的酷刑，虽看似残酷，却如同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让无数官员在贪念滋生时望而却步，成为维系官场清明的重要屏障。

    他们更没考虑到官员群体被长期压制后的反弹风险：洪武朝十余年间，官员们在高压统治下如履薄冰，贪念与私欲被死死压制，却从未真正根除，不过是迫于皇权威严暂时蛰伏。

    这种被压抑的**，如同蓄势待发的洪水，一旦失去严刑峻法这道堤坝，便可能瞬间泛滥。

    承天朝若贸然废黜这些约束，等于给了官员们“松绑”的信号，那些被压抑多年的贪念会迅速反弹，甚至变本加厉——毕竟洪武朝的严苛让他们不敢越雷池，而新政的宽仁若失去对贪腐的震慑，便会成为他们肆意敛财的“保护伞”，届时贪腐之风可能比洪武朝前更甚，反而背离了推行仁政的初衷。

    殿内陷入短暂的沉默，烛火跳动，映照著三人紧锁的眉头。

    朱高炽看向二人，脑海中思绪万千。

    这并非是他在危言耸听，而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那就是建文皇帝朱允炆做的好事。

    朱允炆这家伙同样深受儒学影响，自幼师从方孝孺、黄子澄等大儒，背后还站着方孝孺这个被称为“天下读书人种子”的铁杆支持者，骨子里满是儒家倡导的仁政理想，所以甫一即位，便迫不及待地推行宽政，将《大明律》中多条严苛条款尽数修改，大刀阔斧削减刑罚，一心想要以仁义教化天下，复刻上古圣君的治世图景。

    甚至在建文二年春，朱允炆做出了更激进的调整，将洪武朝专为监察百官、审查刑事案件而设的都察院，直接改为御史府，彻底扭转其核心职责——原本手握生杀审查大权、专司弹劾贪腐、纠察奸邪的监察机构，被改成了专门宣传教化贤良之风、空泛反对**的象征性纠察机构，摒弃了洪武朝以刑罚震慑贪腐的核心逻辑，满心指望靠道德说教达到教化百姓、宽刑省狱的目的。

    建文帝在位期间，极力减少杀戮、平反了不少洪武朝的冤案，坚决不用严刑峻法约束天下子民，四处宣传以德服人、以仁治国的理念，以至于在建文一朝出现了“罪至死者多全活之”的局面。

    这个“罪至死者多全活之”说穿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彻底颠覆了洪武朝的量刑标准，那些在洪武朝犯下贪腐重罪、本该被剥皮实草、株连族人的贪官污吏，到了建文朝非但不会受极刑，反而能保住性命，往往只是被贬谪、罚俸了事；即便犯下谋逆之外的重罪，也大概率能从轻发落，甚至免予处死。

    如此一来，那些潜藏在官场中的贪官污吏还坐得住吗？

    他们被洪武大帝用铁血手段压制了整整一个朝代，十多年来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半步，心中的贪念早已按捺不住。

    现在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心性仁柔、容易被道德说教糊弄的皇帝，又遇上了这般对贪腐近乎纵容的宽政，那还继续装什么清正廉明？不大肆贪腐都对不起建文皇帝的这份“愚蠢”与“仁慈”！

    以致于建文年间，贪腐之风迅速蔓延，从中央到地方，官员们纷纷撕下伪装，公然敛财——地方官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将百姓脂膏中饱私囊；朝中官员相互勾结，利用职权包揽工程、挪用公款，甚至公然卖官鬻爵；原本被洪武朝严厉打击的行贿受贿、徇私枉法等行为，在短短几年内死灰复燃，且愈演愈烈。

    更严重的是，官员们不仅贪腐，还因缺乏严刑约束而变得怠惰推诿，朝政效率大幅下滑，政令不通、吏治混乱的问题日益凸显。

    百姓本盼着宽政能带来好日子，却没想到迎来的是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生活反而比洪武朝更加困苦。

    而建文朝的宽政不仅没能收拢人心，反而让官场彻底**、民心离散，国力也随之衰退。

    后来靖难之役爆发，燕王朱棣起兵南下，不少地方官员因不满建文朝的**乱象，或是早已被朱棣暗中收买，纷纷倒戈相向，这也是建文帝迅速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朱高炽深知这段被尘封的历史教训，朱允炆的悲剧就在于太过理想化，只知照搬儒家仁政教条，却忽视了人性的复杂与贪腐的顽固性，错把对贪官污吏的纵容当仁政，最终既葬送了自己的皇位，也让天下百姓再度陷入战乱。

    如今朱标与朱雄英的想法，几乎与当年的建文帝如出一辙，若不及时警醒，重蹈覆辙便是必然，这也是朱高炽为何坚决反对贸然废除洪武朝反腐重典的核心原因。

    朱标摩挲着案上的《大明律》，心中五味杂陈：“高炽所言，确有道理。朕只想着宽仁，却险些忽略了贪腐的顽固性。可若不调整严刑峻法，又如何体现承天朝的仁政？如何安抚百官之心？”

    朱雄英也附和道：“高炽说得没错，贪官污吏的贪婪本性难移，一旦失去约束，后果不堪设想。但洪武朝的律法确实过于严苛，不少官员因小过而获重罪，长此以往也不利于朝堂稳定。我们该如何平衡宽仁与反腐的尺度？”

    朱高炽见二人已然醒悟，放缓语气说道：“丧标，雄英，并非不能调整律法，而是要‘择其弊者改之，存其利者留之’。对于那些针对无辜百姓、惩罚过重的条款，可酌情宽减；但针对贪腐、谋逆、叛国等重罪的严刑峻法，必须坚决保留，甚至要进一步明确量刑标准，让贪官污吏知道，承天朝虽行仁政，却绝不容忍贪腐！”

    他提出具体构想：“我们可以颁布新政诏书，明确‘宽刑不宽贪’的原则——对百姓轻徭薄赋、对小罪从轻发落，彰显仁政；但对贪腐官员，仍沿用洪武朝的重典，甚至加重对窝案、大案的惩处力度，同时完善监察体系，让都察院与锦衣卫各司其职，形成监督合力。这样一来，既体现了新帝的仁心，又保留了对贪腐的震慑力，还能让皇爷爷看到，我们并未全盘否定他的治国理念，只是在其基础上优化完善，两全其美。”

    朱标与朱雄英闻言，眼中顿时亮起光芒。

    朱标沉吟片刻，颔首道：“高炽这个‘宽刑不宽贪’的思路甚好，既守住了反腐的底线，又能推行仁政，可谓一举两得。如此一来，既能安抚百官，又能震慑贪腐，还不会让父皇觉得我们否定了他的心血，确实是平衡之道。”

    朱雄英也补充道：“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配套推行官员考核制度，将清廉与否作为晋升的核心标准，对清廉官员给予重赏，对贪腐官员严惩不贷，形成‘奖廉惩贪’的导向，让官员们明白，与其冒险贪腐，不如恪守本分、凭借政绩晋升。”

    三人越议越深入，从律法调整到监察完善，从官员考核到民生举措，承天新政的轮廓逐渐清晰。

    烛火燃至深夜，文华殿内的讨论声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三人眼中的笃定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