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美关系虽在缓和，但对方对我方人员的监控从未放松。此类行动一旦被察觉，不仅人员安全面临极大危险，更可能被上升为严重的间谍事件，引发外交风波，彻底断送后续任何技术接触的可能。”周振邦停顿一下，观察了一下古怀远和其他领导的表情，看到他们微微颔首，知道说到了点子上。周振邦伸出第二根手指：“第二，通过我方驻美大使馆或领事馆的外交渠道。利用外交邮袋或者信使。这是国际惯例，享有外交豁免权，安全性......李有民没敲门，直接掀了周桂兰家那扇用旧门板钉成的柴门帘子。屋里光线昏暗，灶膛里还余着一点微弱的红光，映着周桂兰佝偻着腰坐在小凳上补袜子的侧影。她听见动静，手一抖，针尖扎进指腹，血珠冒出来，她也没擦，只把手指往围裙上蹭了蹭，抬眼一看是支书，慌得赶紧把袜子藏到腿后头。“支书……您咋来了？”李有民没应声，反手把门帘子放下来，屋子里更暗了，只有灶膛里那点火星子忽明忽暗地跳。他掏出烟袋锅，慢慢装烟丝，火镰“嚓”一声擦出火星，凑上去点着，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盯着周桂兰，眼神沉得像村东头那口老井。“桂兰，”他开口，声音低而钝，像石碾子压过青石板，“你昨儿个，去公社了？”周桂兰肩膀一缩，手不自觉地绞着围裙边：“我……我就说了实话。”“实话？”李有民吐出一口浓烟，烟雾里眯起眼，“你拿啥证明那是实话？就凭一张脸像？”“我表姐家那个媳妇……我见过三次！头一回是她进门那天，我帮着铺炕；第二回是她男人病重，我去送鸡蛋；第三回……就是她跑那天，我在村口麦垛后头亲眼看见她攥着把菜刀，鞋都跑丢了一只！”周桂兰越说越急，声音拔高，“她脸上那道疤——左眉梢往下斜着一道，浅浅的白印子，二妮也有！我就瞅见了！就那么一晃神的工夫！”李有民没说话，只是又吸了一口烟，烟锅里的火明明灭灭。周桂兰却像是被自己这句话点着了，猛地站起来，从炕席底下摸出个蓝布包，一层层打开，里头是一张泛黄卷边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个穿花布衫的年轻女人，站在一棵歪脖子枣树下，笑得拘谨，左眉梢果然有一道细长浅痕，像被人用指甲掐过又结了痂。“您看！您看啊支书！这能是假的？！”她把照片往前一递，手抖得厉害。李有民没接。他低头看着那照片，目光在女人眉梢那道痕上停了三秒，然后抬起眼，直直望进周桂兰眼里：“桂兰，你表姐家那案子，结案卷宗，我去年在县档案室抄过一份。”周桂兰愣住：“啊？”“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李有民的声音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像从石缝里凿出来的，“案发当日，死者全家七口，包括襁褓里的男婴，死于利刃劈砍及钝器击打。凶器两件：一把豁了口的剁骨刀，一把断了柄的锄头。现场未发现任何女性挣扎痕迹，亦无血衣、血鞋、指纹或毛发。法医验尸报告第十七条注明：‘死者之妻周秀英，案发前夜已离村，行踪不明，至案发后第七日，其遗落于山坳的碎布衣角与半枚脚印，经比对，与死者家中所存其日常所穿棉布鞋尺寸吻合，但因雨水冲刷，无法提取有效生物样本。’”他顿了顿，烟锅里的火彻底熄了。“也就是说，”李有民把烟袋锅在鞋底磕了磕，磕得极重，一下，两下，三下，“人不是她杀的。真凶，至今没抓到。”周桂兰的脸瞬间没了血色，嘴唇哆嗦着：“可……可那案子，不是定性为她干的吗？县里都贴了告示……”“告示是给活人看的。”李有民站起身，影子投在土墙上，又高又黑，“死人不会申辩。活人——得听组织的话。”他走到门口，掀起门帘子，外头斜阳正照进来，金灿灿的光劈开屋里的昏暗，也劈在周桂兰惨白的脸上。“桂兰，”他回头，语气忽然软了三分，却更沉，“你今年五十二，守寡十八年，拉扯大三个娃，给村里当了十年赤脚医生，谁见了不叫你一声‘周大姐’？你心里那杆秤，从来是准的。”周桂兰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顺着沟壑纵横的脸往下淌。“可今儿这杆秤，”李有民声音轻下去，“你得往国家这边偏一偏。”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灶台上：“这是公社刚批下来的，给你家老大预备的民办教师转正名额。还有，你闺女在县棉纺厂，下个月调技术科，工资涨两级。这些，都是你这些年，一个药箱、一双布鞋走出来的。”周桂兰盯着那信封，没伸手。李有民没催。他静静等着，等灶膛里最后一星火苗“噼啪”爆开，等屋外归鸟掠过房檐的剪影，等风把远处工地上叮当的铁锤声吹进来。“你要是觉得对不住良心，”他终于又开口，声音缓得像春水，“那就把这良心，用在正地方——明天起，你去小学工地帮忙，给工人们熬绿豆汤。二妮那孩子，心善，见你去了，准给你多舀两勺糖。”周桂兰没说话，只是慢慢蹲下去，把那张照片叠好，塞回蓝布包，再塞回炕席底下。动作很慢，像在埋一件东西。李有民转身出门，走到院门口，又停下：“对了，桂兰。你表姐家那棵歪脖子枣树，去年冬天枯死了。村东头老槐树底下新栽了八棵，长得旺，明年就能结果。”说完，他走了。周桂兰一个人在灶台前坐了很久。天光一点点暗下去，灶膛里的余烬彻底冷透，灰白一片。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她表姐给她带过一碗枣泥糕，甜得发齁，咽下去喉咙里却发苦。那时候她不懂，如今懂了——有些甜，是裹着砒霜的。第二天一早，周桂兰真去了工地。她挎着个洗得发白的蓝布包，里面是搪瓷缸、粗瓷碗、一小包冰糖、一包陈皮，还有一小罐自家腌的咸萝卜条。她没找二妮，也没跟任何人搭话，就在工地边上的柳树荫里支起个小煤炉，烧水、淘米、熬粥。米香混着陈皮味儿飘出去老远，几个抬水泥的小伙子闻着味儿凑过来，她也不赶，默默盛粥，每碗底下都压着两块糖、三片萝卜条。二妮端着一摞粗瓷碗过来送水，远远看见她，脚步顿了顿。狗剩在旁边扶着木料架子，朝她微微摇头。二妮没过去，只是把水桶放下，转身时，顺手从怀里掏出个小纸包，搁在柳树根旁的青石上——里头是半斤麦乳精，还有一张纸条，上面是狗剩的字，工整又利落：“周婶，您尝尝，补身子。”周桂兰没碰那纸包，只低头搅着粥，木勺刮着锅底，发出沙沙的轻响。到了晌午，太阳毒辣辣地烤着，工地热气蒸腾。王拴住蹲在新砌的地基边上啃窝头，忽见周桂兰端着两大海碗绿豆汤过来，碗沿上还浮着几片薄荷叶。“支书让我熬的。”她把碗往王拴住面前一放，声音哑，但平，“解暑。”王拴住愣了愣，抬头看她，又看看她身后——二妮正弯腰帮人递砖，马尾辫随着动作轻轻晃，阳光照在她额角沁出的汗珠上，亮晶晶的。她今天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子挽到小臂，露出一段白皙的手腕，腕骨纤细，像一截玉枝。周桂兰顺着他的视线也看了一眼，很快收回目光，转身走了。步子不快，但很稳，蓝布包在她肘弯里轻轻晃荡，像一只疲倦却不再扑腾的鸟。下午三点，公社派来两名干部，说是例行走访侨眷。他们没进狗剩家院子，只在村口老槐树下跟狗剩爹聊了十分钟。狗剩爹叼着旱烟杆，话不多，但句句落在点上：“孩子在海外挣了钱，想回来建学校、修路，报效祖国。咱庄户人，不图啥，就图个踏实。”干部们点点头，记在本子上，又问了几句华侨政策，便骑着自行车走了。车轮碾过黄土路，扬起一阵细尘，在夕阳里飘散。当晚，李家庄小学校址旁搭起的临时工棚里，灯火通明。王拴住召集了十几个壮劳力，不是开会，是吃饺子。猪肉韭菜馅儿，白面皮，管够。狗剩和二妮也来了，二妮系着围裙擀皮，狗剩剁馅儿，两个人配合得像一台老式钟表，滴答滴答，严丝合缝。热气氤氲里，二妮忽然停下擀面杖，看着自己摊开的手掌——指节圆润，指甲修剪得整齐干净，再不是从前那个被柴火熏黄、被猪草割破的姑娘的手了。她悄悄把手缩回围裙里，擦了擦。没人注意这个小动作。只有狗剩抬头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切好的韭菜末推到她手边，又递过去一小撮盐。“少放点，”他声音很轻，“你口味淡。”二妮点点头，指尖沾了点盐粒，捻了捻。饺子下锅时，王拴住端着酒碗挨个敬，敬到狗剩，他仰头喝干，抹了把嘴：“狗剩，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村穷，穷得骨头缝里都泛酸。可再穷，也不能穷志气，不能穷良心。你们两口子回来，不摆谱，不拿腔，扛木头、挑沙子、熬绿豆汤，样样干在前头。这碗酒，我敬的是人，不是华侨。”狗剩也干了，酒辣得他眼睛微眯，却笑得敞亮：“王叔，这话该我敬您。要不是您顶着压力，学校早动工不了。”一旁擀面的二妮忽然开口：“王叔，我想了个事儿。”众人一静，都看向她。她脸颊被灶火映得微红，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咱村孩子上学，冬天冻手冻脚，连铅笔都攥不住。我想捐二十套棉手套，十双棉鞋，再加五十个暖水袋，都刻上‘李家庄小学’的字样。手套和鞋，按孩子们尺码做，暖水袋……得是铜的，结实。”王拴住眼圈一下子红了，手抖着要去摸旱烟杆，却摸了个空——他今儿没带。“这……这怎么使得……”“使得。”狗剩接过话，语气平静，“二妮娘家那边，正好有家做五金的厂子，专产暖水袋。她打了电话，货下周就到。”没人再说话。只有饺子在沸水里翻滚的咕嘟声，和灶膛里柴火燃烧的噼啪声。夜深了，工棚里人陆续散去。二妮收拾完碗筷，提着半桶洗碗水往外泼。水泼在黄土路上，洇开一片深色，像一块沉默的胎记。她抬头，看见天上月亮很亮，清辉洒满整个村子，也洒在不远处那片尚未完工的地基上。钢筋裸露在月光下，泛着冷而硬的银光，像一排排等待出鞘的剑。狗剩不知何时站到了她身后，轻轻揽住她的腰。“怕吗？”他问。二妮没回头，望着那片地基，良久，才轻声说：“不怕。”“真的？”她转过身，月光照亮她的眼睛，澄澈，安静，像雨后初晴的潭水。“以前怕。”她说，“怕人认出我，怕过去追上来。可现在……”她伸手，指尖拂过狗剩胸前那枚小小的、被体温焐热的铜哨——那是他在狮城亲手给她打的，哨身刻着一行极细的英文：“my safe harbor.”“现在我有了这个。”她声音很轻，却像钉子一样，稳稳钉进这浩荡的夜色里，“我就不怕了。”狗剩没说话，只是把她往怀里带得更紧些。远处，工地上传来一声悠长的哨音，是值夜的民工在换班。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清越，坚定，像一把锋利的刀，划开了所有犹疑与阴影。月光无声流淌，温柔而浩荡，覆盖着新生的地基，覆盖着未拆的旧屋，覆盖着每一双在黑暗里摸索前行的手，也覆盖着那些被埋进黄土、却从未真正死去的往事。它不审判，不宽恕，只是存在。像时间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