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女生宿舍。李娟正在收拾着自己的行李。书包放在床边上，里面并没有放太多的书，有些书和课本已经送人了——李娟在学校学习成绩挺好，还没高考，就已经有同学早早要走了她的课本。弟弟李娟...杨永蹲在地头，手指捻起一撮土，搓了搓，又凑近鼻尖闻了闻。土是潮的，但没湿透，表层泛着微微的灰白，底下却已透出些微黄褐——盐碱被前两轮漫灌压下去了，新翻的土层底下，墒情正合适。他把土粒抖落，拍了拍手，站起身时，裤脚蹭过刚压好的滴灌带边缘，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谢运东蹲在他旁边，也学样抓了一把土，却没细看，只咧嘴一笑：“这回真像样了！前年我蹲这儿看，地皮硬得能砸钉子，现在一脚下去，脚踝都没进去，软和！”杨永点头，目光扫过整片实验田。十亩地分成两块，一块铺了滴灌带，一块没铺，中间隔开的梗子笔直如尺，是屈士琳带着几个学生亲手打出来的。支管已经埋好，接口处用胶带缠得严丝合缝，泵房里新装的柴油机嗡嗡低鸣，滤水池里清水晃动，映着天光云影。远处，合作社的棉田也在同步铺膜，只是还没上滴灌——他们要等这边数据出来，再决定是否跟进。“不是像样，是该有这个样子。”杨永声音不高，却沉稳，“盐碱地改良，三年见成效，五年成熟地。去年冲碱，今年压盐，明年养地，后年才是高产稳产。咱们急不得。”谢运东咂咂嘴，没接话，只伸手摸了摸刚铺好的黑色滴灌带。带子摸着微凉，表面覆着薄薄一层塑料膜，孔眼细密均匀，间距十五厘米，与点播机设定的株距严丝合缝。他忽然想起什么，扭头问：“那孔眼里的水，真能精准浇到棉籽根上？别到时候偏了，苗子长歪，咱可就成笑话了。”“偏不了。”杨永从兜里掏出一把小铁尺，蹲下量了量滴灌带与播种沟的距离，“误差不超过两毫米。点播机改完之后，滴灌带跟着薄膜走，薄膜压得实，滴灌带就稳；压土轮压实了，带子不移位，水就只往沟里流。再说——”他指了指支管接口处一个小小的白色调节阀，“这玩意儿能控压，水压大了，孔眼喷水远，我们就调小；压小了，水渗不到根部，就调大。不是靠天吃饭，是靠人算。”谢运东一愣，随即笑了：“嘿，你这脑子，比我们厂子技改组那帮人还细！”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听说……刘低楼那边，红烧牛肉罐头卖疯了？霍尔果斯市场都断货了？”杨永没立刻答，只抬眼看了看远处。泵房门口，屈士琳正和两个学生核对水泵压力表读数，她额角沁着汗，发梢粘在颈边，手里捏着个本子，边听边记，笔尖沙沙响。她听见这边说话，抬头冲杨永笑了笑，又低头继续写。“卖得还行。”杨永终于开口，语气平淡，“第一批五百罐，刘低楼拉走三百，剩下二百，供销社试销，三天清空。反馈就一句：比苏联罐头香，不齁咸，肉实在。”他顿了顿，“不过，红烧猪肉昨天才试出来，李建国说味道差点火候，肥瘦比例还得调。羊杂罐头倒是稳，清洗工序卡得严，谢运东送来的牛杂今天刚到，下午进锅。”谢运东眼睛一亮：“牛杂？那玩意儿膻气重，你们咋去的？”“白酒、姜片、八角、陈皮，大火焯三遍，冷水激，再用砂锅慢炖两小时。”杨永答得干脆，“去膻是去味，是去腥。腥能去，膻是牲口本性，留三分，才叫真材实料。”正说着，泵房门一响，屈士琳快步过来，手里拎着个搪瓷缸子，递到杨永面前：“喝点水，刚泡的砖茶，搁了点盐。”她额上汗珠顺着太阳穴滑下来，在下巴尖上悬着，将坠未坠。杨永接过缸子，没喝，先放在地上：“你歇会儿。这活儿不用你盯这么紧。”“我不盯谁盯？”屈士琳弯腰抹了把汗，顺手捡起地上半截断掉的滴灌带，“李建国忙罐头厂，你跑收购站、跑合作社、跑乡里，七队就剩我这个闲人了。”她笑了一下，眼角微蹙，“再说了，这十亩地，是我报的项目，写的报告，批的钱。要是栽了跟头，我以后怎么教学生？”杨永看着她，忽然想起去年冬天，她在杨大姐宿舍里熬通宵改滴灌方案，炉火将熄未熄，窗外雪片纷飞，她冻得指尖发红，还在图纸上画第三版灌溉路径。那时候她还没这么晒，脸是白的，眼下青黑，眼神却亮得惊人。“不会栽。”他说，“你写方案的时候，我就知道不会。”屈士琳一怔，随即摇头笑开：“这话听着怪，倒像是你替我保证似的。”“我就是保证。”杨永端起缸子，吹了吹热气，喝了一口，“技术你定，执行我来，风险我担。你只管往前冲，错不了。”屈士琳没说话，只静静看了他几秒，然后弯腰，从滴灌带卷里抽出一截新带子，熟练地塞进点播机前端的导槽里，动作利落得像在拧螺丝。杨永没动，也没再说话，只把缸子里剩下的茶一饮而尽，茶叶渣子苦涩地刮过喉咙。这时，远处传来拖拉机突突声，一辆老式东方红开了过来，车斗里堆着几捆新编的芨芨草。开车的是玉山江，他跳下车，摘下沾满草屑的胶皮手套，朝这边挥手：“杨哥！晓霞让我送来的！说怕风吹跑膜，先垫着压一压！”杨永点头：“放泵房边上。”玉山江应了，转身搬草捆。谢运东却盯着他后背瞧了半晌，忽道：“他这身板，比去年壮实多了。”“养牛呢。”杨永说，“年初跟顾晓霞合伙买了三十头架子牛，在大海子边上搭棚，喂苜蓿加玉米秆。玉山江说，牛粪肥地，牛皮做鞋，牛骨熬胶，连牛尾巴毛都能编绳——他打算全吃干榨净。”谢运东啧了一声：“这小子，蔫坏。”“不是蔫坏，是懂算。”杨永望着玉山江弯腰扛草的背影，“他算过账：一头牛养一年，净赚两百，三十头就是六千。合作社分红两千，他自个儿挣四千。四千块，在玛县能盖半间砖房，能娶个媳妇，能供弟弟上学。这账，比谁都清。”谢运东沉默片刻，忽然叹了口气：“咱这地啊，种棉花，收棉花；养牛，卖牛；做罐头，卖罐头……哪一样都不是白来的。可为啥就有人觉得，咱是靠运气？”杨永没接这句。他弯腰，拾起地上一根脱落的滴灌带卡扣，指尖摩挲着金属棱角。这东西是他让石城五金厂按图纸特制的，黄铜镀镍，防锈耐压，成本比普通塑料卡贵三倍。当时李建国心疼钱，说：“买现成的不就得了？”他摇头：“滴灌带不牢，水压一高就崩，崩一次，整条线报废，损失的是时间，是苗子，是农民的指望。”“运气？”他把卡扣攥进掌心，金属冰凉硌人，“运气是天上掉馅饼。咱这是在盐碱地里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是大海子水里一网一网捞出来的，是罐头厂锅炉旁一锅一锅熬出来的。运气不来，咱就自己造。”谢运东没再言语，只默默弯腰，帮玉山江把最后一捆草卸到泵房墙根下。风从西面来，带着天山融雪的凉意，掠过新铺的黑色地膜，发出细微的呼啦声。膜下泥土静默，种子在黑暗里悄然吸水、胀裂、伸展胚根——它们不知道自己正躺在一场静默革命的中心，更不知道，此刻泵房里那台柴油机轰鸣的节奏，正悄悄改写着北疆旱作农业的未来。下午三点，刘低楼的车队到了。不是上次那辆嘎斯，而是一辆崭新的解放CA141，车斗上蒙着油布，隐约可见底下堆叠的木箱轮廓。他跳下车，拍了拍车帮，笑得见牙不见眼：“老杨！新家伙！跑长途，省油，拉得多！这趟不光罐头，还有货！”杨永迎上去：“啥货？”“三吨白糖，一吨水泥，还有……”刘低楼神秘兮兮地掀开驾驶室顶盖，里面码着十几包鼓鼓囊囊的牛羊肉干，“许海军让捎的！说给罐头厂尝鲜，看看能不能做新口味！”杨永打开一包，拈起一块风干的牛肋条，肉色暗红，纹理清晰，指甲轻掐，弹性十足。他嗅了嗅，没有酸腐气，只有淡淡烟熏香。“这肉，是石城老孙头的窑子炕的？”“嘿！神了！”刘低楼竖起拇指，“就炕了三天，阴干七天，没加一滴盐，全靠烟熏脱水。许海军说，这法子做出来的肉干，比苏联那些硬邦邦的列巴还扛饿！”杨永把肉干放回包里，抬眼看向远处。合作社方向，万青山正带着人往棉田里运化肥，一辆小四轮拖拉机颠簸着驶过田埂，车斗里化肥袋子堆得摇摇欲坠。而更远的海子边，顾晓霞的胶靴印子还新鲜地嵌在泥里，像一条蜿蜒的褐色蚯蚓，通向水面——那里，几尾银鳞一闪而没。他忽然问：“刘哥，许海军最近，还提过贝母的事没？”刘低楼笑容一滞，随即摆摆手：“提了，说行情还稳。不过老许也说了，这玩意儿，就像糖霜，看着甜，底下全是窟窿。今年采挖证难批，药厂收价压得狠，咱得悠着点。”杨永点头：“悠着点好。”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再过两个月，海子水位涨上来，鱼群回游，捞第一网的时候，你让许海军多备点冰。冻好了，分两路：一路走霍尔果斯，进中亚；一路走奎屯，上火车，发乌城，转兰州——那边罐头厂的冷库，该清理出来了。”刘低楼眼睛一亮：“兰州？那儿可是内地大市场！”“是内地，也是起点。”杨永望着天际线，那里，天山雪峰在夕阳下泛着淡金，“罐头厂不能只盯着哈国。红烧牛肉卖出去了，红烧羊肉、卤猪蹄、酱牛腱子就得跟上。李建国琢磨着，下个月试做五香猪耳，配啤酒，专供酒馆——这生意，得滚着雪球往下走。”刘低楼哈哈大笑，用力拍了拍杨永肩膀：“行！雪球我帮你滚！不过老杨，你这雪球滚得太大，我这小推车，怕是跟不上喽！”“跟得上。”杨永也笑，眼角细纹舒展，“你推不动，我扶着你。再不行，让屈士琳带学生来推——她现在，最缺的就是实践课。”两人说笑着往罐头厂走。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泵房门口，与屈士琳刚画下的滴灌管线图重叠在一起。图纸上，蓝色墨水标注着水流方向，红色箭头指向棉田深处，而在图纸右下角，一行铅笔小字清晰可见：“，首灌测试，成功。”泵房里，柴油机仍在不知疲倦地轰鸣，像一颗搏动的心脏，把清水，把希望，把一种崭新的可能，通过纵横交错的管道，缓缓注入这片曾被所有人判了死刑的盐碱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