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炳生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钢笔，在便签纸上写下几个字。

    “比如？”

    马朗知道这是考验。

    他必须拿出足够分量的筹码，证明自己的价值。

    “巡捕房的牢房里，现在还关着三十七个‘政治犯’。”

    马朗语速加快，如数家珍。

    “其中十一个是军统的人，八个是中统，六个是地下党，剩下的都是学生和文人。这些人的真实身份，档案里只写了皮毛，但我这里……”

    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全记着！”

    曹炳生手中的笔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

    “还有……”

    马朗左右观望了一下，压低声音。

    “我知道日本人在法租界埋的暗桩。公共租界工部局有个英国书记员，其实是日本海军武官府发展的线人；霞飞路上那家‘白俄面包房’，老板是关东军情报部的退役少佐；就连……”

    他犹豫了一秒，还是说了出来。

    “就连申海中学的一个国文老师，他娶的那个妻子，其实是日本间谍。”

    这一次，曹炳生的笔彻底停住了。

    “你说什么？”

    他的声音依然平静，但马朗能听出那平静下的波澜。

    “那个老师叫周文彬，三十五岁，毕业于北平大学中文系。1936年来申海教书，去年娶了个女人，叫周惠。”

    马朗的记性极好，细节记得清清楚楚。

    “但我半年前处理过一桩盗窃案，失主正好是那家贸易公司的经理。我随口问起周惠，那个经理却说公司从没有这个人。”

    曹炳生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你查过？”

    “查过。”

    马朗点头。

    “我让马龙跟踪了周惠三天。她每天上午去菜市场，下午去日本侨民区的‘樱花茶馆’，一待就是两三个小时。那家茶馆的老板，是特高科外围人员，周惠的本名，乃是山田惠子。”

    办公室里陷入短暂的沉默。

    窗外传来十点钟的报时声——巡捕房顶楼的大钟敲了十下，浑厚的钟声在法租界的上空回荡。

    “你知道这个消息的价值吗？”

    曹炳生终于开口。

    “知道。”

    马朗直视他的眼睛。

    “所以我才用它来换命。”

    现在这个时刻，只要涉及到日本人的情报，价值都非同小可。

    从曹炳生的反应看，自己赌对了。

    曹炳生站起身，走到窗前。

    训练场上的华捕们已经结束训练，正三三两两地散去。

    阳光透过梧桐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

    “马督察！”

    他背对着马朗。

    “你知道‘陈家’为什么要救那些学生、那些文人，甚至那些白俄流亡者吗？”

    马朗摇头。

    “我不明白。以‘陈家’的财力，完全可以去美国、去欧洲，过太平日子。何必在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冒险？”

    “因为这片土地是我们的。”

    曹炳生转过身，眼中有一种马朗从未见过的光芒。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比祭祀和战争更重要的，是文明的延续。日本人可以占领我们的城市，可以屠杀我们的人民，但只要文化的火种还在，只要还有人记得我们是中国人，这个民族就不会亡。”

    他走回办公桌，从抽屉最深处取出一枚铜钱，放在桌上。

    铜钱很旧，边缘已经磨损，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开元通宝”。

    “这是唐朝的钱币，距今一千二百年。”

    曹炳生轻声说。

    “一千二百年里，这片土地经历过五胡乱华、蒙古铁骑、满清入关，但文明的火种从未断绝。为什么？因为总有一些人，在黑暗来临之前，就把种子藏进了地下。”

    马朗看着那枚铜钱，突然明白了许多事。

    “所以‘陈家’……”

    “所以‘陈家’做的，不是一时的抗争，而是千年的布局。”

    曹炳生收起铜钱。

    “我们在菲律宾安置难民，在美国收购工厂，在申海保存人才——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有一天，当黑暗过去，种子还能破土发芽。”

    他重新坐下，看着马朗。

    “现在，告诉我你的选择。是带着家人仓皇逃命，像无数流亡者一样在异国他乡苟且偷生？还是留下来，做那个藏种子的人？”

    马朗的喉咙动了动。

    他想起自己河北老家的父母，想起逃难路上饿死的乡亲，想起儿子每次讲述日本人时的那种反感。

    “我……”

    他艰难地开口。

    “我想活。但我也想……做点对得起祖宗的事。”

    如果有机会，谁愿意当一个人人唾弃，遗臭万年的汉奸走狗。

    “很好！”

    曹炳生从抽屉里取出另一份文件。

    “那么，我们谈谈条件。”

    两小时后，法租界公董局大楼。

    曹炳生站在法勃尔总监办公室门外，整理了一下制服的衣领。

    门内传来法勃尔用法语打电话的声音，语气激烈，似乎正在为什么事发火。

    “砰”的一声，电话被重重挂断。

    曹炳生抬手敲门。

    “进来！”

    法勃尔的声音里带着未消的怒气。

    推门进去，法勃尔正站在窗前，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这才上午十一点。

    这位五十岁的法国总监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眼下的黑眼圈暴露了他最近的焦虑。

    “总监先生。”

    曹炳生用法语问候，发音标准得如同巴黎人。

    “曹，坐。”

    法勃尔指了指沙发，自己也走过来坐下。

    “日本人又提新要求了。他们要求巡捕房今后所有涉及‘反日分子’的案件，都要有日本领事馆的代表旁听审讯。”

    “这不符合租界司法独立的原则。”

    曹炳生平静地说。

    “原则？”

    法勃尔冷笑。

    “在军舰和刺刀面前，原则值几个法郎？”

    他喝了一大口威士忌，这才注意到曹炳生带来的文件。

    “这是什么？”

    “关于马朗督察长的调查报告，以及……”

    曹炳生顿了顿。

    “一个您可能感兴趣的消息。”

    法勃尔接过文件翻看。

    前几页是政治处对马朗保释案件的合规性审查结论——基本没有问题，所有手续齐全，保释金流向清晰。

    但翻到最后一页，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吴四宝？青帮？”

    “是的。”

    曹炳生身体前倾，压低声音。

    “我安排在青帮的线人昨晚传来消息，吴四宝从日本领事馆领了五百大洋和两支枪，目标是马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