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陈振华，也是马坡屯的人。更是长白山里长大的娃。他十六岁娶了媳妇，十七岁有了儿子，十八岁就跟着队伍走了。这一走，就是十几年。从打鬼子，到闹革命，到跨过鸭绿江。...林缘地没应声。我站在门边，鞋底还沾着夜露浸出来的湿泥，手心里全是汗，攥着那把铁锹柄，木头被磨得滑腻腻的，可指尖却冰凉。月光斜斜地切过门缝，在地上拉出一道惨白的刀锋，正落在我的脚背上，像冻住了一样。黄仁厚见我没吭气，抬高了点声音：“说话啊！桩子挪了没？”我喉结上下滚了滚，嘴张了两次，才挤出一句：“……没挪。”“没挪？”黄仁厚一愣，随即眉毛就竖起来了，“他娘的，你怂了？”我没看他，只低头盯着自己那双露脚趾的布鞋，鞋尖上糊着一小块干硬的泥巴，黑黢黢的，像块疤。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吹得煤油灯芯“啪”地爆了个小火花，灯影子在我脸上晃了晃，也晃得我心口发虚。“不是怂。”我嗓子哑得厉害，像是砂纸磨过，“是……碰上了。”“碰上谁？”“冯萍花。”屋子里静了一瞬。黄仁厚手里的针线停住了，针尖悬在半空，一根灰白的棉线垂下来，颤巍巍地晃。我抬眼看他——他脸上那点火气还没散，可眼睛已经眯起来了，嘴角往下压着，不是生气，是琢磨。“她也去挪桩子？”“嗯。”“往哪边挪？”“往她家那边。”黄仁厚忽然“嗤”地笑了一声，不是嘲讽，倒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被什么荒唐事撞了一下腰，笑得肩膀都在抖。“哈……好家伙，咱俩半夜摸黑当贼，结果贼碰贼？”我没笑。我蹲下身，把铁锹靠在墙根，慢慢脱下那双湿鞋，搁在灶台边。鞋底朝上，泥巴簌簌地往下掉，砸在土地上，发出极轻的“噗噗”声。“她也拎着锹。”“那桩子呢？”“我插回去了。”黄仁厚不笑了，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问：“她看见你脸没？”“看见了。”“你看见她脸没？”“看见了。”他沉默了半晌，忽然把手里那件补丁褂子往炕上一甩，伸手抹了把脸，再开口时，声音低得几乎贴着炕沿：“……这事，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我点头。不是答应他，是认命。这年头，夜里摸黑动集体的地界桩子，真要捅出去，可不是“思想觉悟不高”那么简单。贾卫东能当场撕了你记分本，冯萍花能指着你鼻子骂你“挖社会主义墙角”，连徐淑芬那样的老好人，怕是都要绕着你走三步——不是嫌你脏，是怕沾上晦气。更别提黄二嫂肚子里那个还没落地的娃。我蹲在那儿，手撑着膝盖，忽然想起白天场上，冯萍花那张绷得死紧的脸。她没像顾水生那样跳起来吵，也没像王有发那样缩着脖子装鹌鹑，就那么直挺挺地站着，指甲抠进掌心里，指节泛白，像要把自个儿的骨头掐断。她也不是傻子。她早算准了，老王家这块地挨着荒坡，土松、坡缓、朝阳，底下还藏着一层薄薄的腐殖土，春播时撒一把豆种下去，秋收时能多打半斗粮。而她家那块林缘地，地皮硬，石头多，刨开半尺就是板结的红胶泥，锄头抡上去都震得虎口发麻。谁不想往好里挪？可挪不动。不是不敢，是挪不得。桩子钉下去那一刻，就不只是木头，是规矩，是贾卫东手里的笔杆子，是周校官来屯子检查时扫过田埂的那道目光，是公社粮站窗口后头那个戴眼镜的老会计翻账本时推眼镜的手势。挪一寸，就等于在规矩上凿个缝。风从窗纸破洞里钻进来，带着初春山野特有的清冽，裹着一股子湿润的土腥气。我嗅了嗅，忽然想起今儿下午摸鱼时沟底那种味道——水刚化开，淤泥翻上来，青苔浮起，柳根须子底下还藏着未消的冰碴子。那是活物扎根的味道。我忽然说：“……桩子不能动。”黄仁厚一怔：“啥？”“不是不能，是不该动。”我顿了顿，声音比刚才稳了些，“咱家那块地，刨深些，把石子捡出来，垫上沤好的粪肥，照样长东西。冯萍花家那块，地太硬，她要是真把桩子往她那边挪，明儿个一犁地，犁铧卡在石头缝里，牛都拉不动。”黄仁厚歪着头看我，眼神里没了火气，倒有点稀奇：“哟，你还能想这么远？”我没接这话。我只是想起白日里，徐淑芬蹲在韭菜地边上，用小铲子一点点刮掉根部的杂草。她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黑泥，可动作极轻，生怕伤了韭菜新冒的嫩芽。她说过一句话：“地认人。你哄它，它就给你稀汤寡水；你敬它，它就拿实诚粮食还你。”当时我没往心里去。此刻却像颗豆子，落进耳朵里，咕咚一声，沉了底。“还有……”我抬头，直视着黄仁厚的眼睛，“今儿晚上，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啥话？”“她说：‘上回他再来，你可是客气了。’”黄仁厚眼皮一跳，随即咧嘴笑了：“她还敢放狠话？”“我不是怕她放狠话。”我慢慢站起来，走到灶台边，掀开盖着面盆的湿布，里头的面团已经微微鼓起，泛着温润的光泽，“我是怕她真叫人来堵我。”黄仁厚脸上的笑僵了半秒。他知道我说的是谁——不是冯萍花，是冯萍花男人，那个在林场扛过十年原木、胳膊比常人小腿还粗、喝醉了能单手把驴车轮子卸下来的冯铁柱。冯铁柱不骂人，也不嚷嚷。他骂人前会先解腰带，解得很慢，一边解一边盯着你，等你腿肚子开始转筋了，他才“啪”地把腰带抽在大腿上，响得像炸了个鞭炮。黄仁厚摸了摸自己后脖颈，那儿有道旧疤，是三年前跟人在酒馆门口动手留下的。他没再笑，只点了下头：“……行。这事，揭过去。”我们都没提“以后”。因为不用提。有些事，一旦开了口，就等于刻进了骨头里。往后几十年，只要这根木桩子还在那儿，只要冯萍花还住在西头，只要黄仁厚还在这屯子里喘气，那晚的月光、铁锹的凉意、彼此瞪大的眼睛，就会一直钉在记忆里，谁也不敢拔。我转身去倒水，灶台上那只搪瓷缸子缺了块釉，裂纹像蛛网。我舀了一瓢井水，哗啦倒进去，水声清亮。黄仁厚忽然说：“对了，明儿个陈拙上山，你咋不去？”我拧着缸子，没回头：“他不带我。”“为啥？”“他说我明天得上学。”“扯淡。”黄仁厚嗤笑，“栓子才多大，他还不是跟着去了？”我放下缸子，抹了把脸：“栓子他爹是护林员，他从小在林子里蹿，认得毒蘑菇、辨得野鸡窝、连山鼠打的洞朝哪边开都知道。我呢？我连柳条根子和鲫瓜子都分不清。”黄仁厚没再吭声。屋里只剩煤油灯芯烧着棉线的细微嘶嘶声。过了会儿，他忽然说：“……你明儿个早上，去趟供销社。”“干啥？”“买两包白糖。”我一愣：“买糖干啥？”“给陈拙带山上。”他语气平淡，像在说“去打桶水”，“他明儿个带黄仁厚上山，得管饭。山里冷，糖水能暖身子。再说，他那铁锅炖杂鱼，没点甜味压不住土腥气。”我怔住了。这不像黄仁厚说的话。他向来觉得糖是金贵东西，自家孩子馋得直舔嘴唇，他也只肯掰指甲盖那么大一块塞嘴里，说是“甜多了齁嗓子”。可今儿，他让我买两包白糖，不是一包。我看着他。他没看我，正低头缝那件补丁褂子，针线穿过布面，发出轻微的“滋啦”声。灯影子把他佝偻的背脊拉得很长，一直铺到墙根，跟那把靠在墙边的铁锹影子连在了一起。我忽然明白了。他不是突然大方。他是怕。怕我夜里摸黑去挪桩子，被人撞见；怕我嘴上不说，心里却憋着一股邪火，哪天烧坏了脑子，真干出蠢事；怕我学不会怎么在这片土地上活得体面，只学会怎么偷偷摸摸地占便宜。所以他让我去买糖。不是给陈拙的，是给我自己的。是替我，把那点弯着腰、踮着脚、攥着铁锹的卑微，换成一包方方正正、白得晃眼的糖。我喉咙发紧，没说话，只点了点头。走出屋时，我顺手把院门掩严了。门轴“吱呀”一声，极轻，像一声叹息。天上月牙已西斜，清光淡了许多。远处山影模糊，近处房檐下，几只早醒的麻雀扑棱棱飞起，翅膀扇动的声音划破寂静。我站在院中，仰头望着那半轮月亮。它不圆，也不亮，可偏偏悬在那里，照着这片土地，照着每一道田埂、每一根木桩、每一双在暗夜里犹疑又停驻的脚。我忽然想起陈拙今儿下午摸鱼时的样子——他蹲在沟底，裤管卷到大腿，水漫过小腿肚，两手探进柳根缝隙，动作不快，却极稳。一条胖头鱼被他攥住时，鱼尾甩起的水珠溅在他脸上，他连眼皮都没眨，只随手抹了一把，就把鱼甩上岸。他不怕水凉。也不怕泥滑。更不怕鱼跑。因为他知道，只要手伸进去，总能摸到点什么。哪怕不是野鸡，也是野兔；哪怕不是胖头鱼，也是柳条根子；哪怕今天没摸到，明天还来，后天还来，一年四季，只要水没冻死，根没烂透，总有东西，在泥里，在水里，在石头缝里，在人看不见的地方，悄悄活着，等着被捞起来。我转身回屋，轻轻带上门。屋里，黄仁厚还在缝那件褂子。灯影摇晃，针线穿梭。我躺上炕，闭上眼。没多久，便听见他放下针线，吹灭了灯。黑暗温柔地落下来，裹住我。我忽然不害怕了。不是因为桩子没挪，不是因为冯萍花没告发，不是因为黄仁厚买了糖。而是因为，我终于看清了——这世上最硬的规矩，不是钉在地里的木桩子；最深的根，也不是长在黄二嫂的荒坡地里；而是长在人心底下。只要那点根没烂，哪怕冻土三尺，春雷一响，它照样顶破黑泥，往上钻。我睡着了。梦里没有木桩子，没有铁锹，没有冯萍花铁青的脸。只有陈拙那只手，伸进柳根深处，轻轻一捞——水花四溅，银光一闪。一条鱼，在他掌心里，活蹦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