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波洛”留在了沙龙车厢。他们围坐在小桌旁，热烈讨论。“多人作案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否则无法解释伤口的矛盾，也无法解释密室。”“但怎么协调？如何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合作杀人而不被发现？...我回到上海时，已是初冬。黄浦江上雾气沉沉，轮船靠岸那日，码头上挑夫赤着脚在湿冷的青石板上奔走，扁担压得肩头泛红，汗珠混着雾水往下淌，却没人擦——一擦便误了工时。我提着那只半旧的皮箱，箱角磨出了深褐色的印子，锁扣是巴黎铁匠铺打的，至今还带着点法兰西式的粗粝弧度。箱里没几件衣裳，倒有三本硬壳笔记本，其中一本封皮被水洇开过，字迹模糊处仍可辨出“索雷尔先生批注”几个小楷，是房东太太帮我从浸水的行李箱底捞出来的，纸页粘连如茧，我花了整夜用薄竹片小心揭开，指尖被纸边割破两道口子，血渗进墨痕里，像几条微红的蚯蚓爬过福楼拜的名字。我在虹口租了一间亭子间，朝北，窗下正对着弄堂口的煤球炉子。每日清晨五点，炉火未熄，卖豆浆的梆子声便笃笃笃地敲过来，夹着阿婆用吴侬软语吆喝：“豆腐花——嫩哉！”那声音绵软却执拗，竟让我想起索邦医学院后巷那个总在晨光里擦铜门环的老门房。他见我常去先贤祠，在我第四次经过时忽然递来一枚黄铜钥匙，说：“梭勒先生去年捐了三扇彩绘玻璃窗，其中一扇画的是但丁遇见贝雅特丽齐——你若喜欢，可随时来擦。”我接过来时，他枯瘦的手指在我腕上停了一瞬，仿佛在确认什么体温。后来我才知道，那人原是索雷尔早年在工人夜校教法语时的学生，左耳聋了三十年，却记得清每一届学生写的错别字。我开始在《申报》副刊写些短评。起初只署“南洋归客”，编者嫌太含糊，第二篇便改作“索雷尔门下”。主编老张叼着烟斗看稿，忽抬头问我：“这‘清醒的浪漫主义’，可是那位索邦教授的讲义？”我点头，他烟斗里的火星猛地一跳：“他去年给《东方杂志》寄过一篇《论中国小说之筋骨》，我们翻成白话登在五月号，读者来信堆了半尺高，都说‘原来西洋人也懂我们哭嫁歌里的断句’。”我怔住——竟不知他早将讲义译成中文，更不知那些被我抄漏的段落，已在上海滩茶馆里成了说书人的新桥段。十二月里一场寒潮，闸北贫民窟爆发猩红热。我随红十字会巡诊，背药箱穿过煤渣路时，听见断续的二胡声。循声推开一扇歪斜的木门，天井里支着三张芦席，躺着六个孩子，最小的那个蜷在母亲怀里发抖，额上敷着湿毛巾，毛巾边缘已染成淡粉。拉二胡的是个瞎眼老头，琴弓在弦上颤抖，拉的竟是《卡门》序曲的变调，每个休止符都拖得极长，像一声没出口的咳嗽。我蹲下诊脉，那母亲突然攥住我手腕，指甲掐进皮肉：“先生，您在法国见过洋大夫救人么？他们……可也这样慢？”我喉头一哽，想起索雷尔研究室里那台德国制血压计，银色水银柱在玻璃管里缓缓爬升，他指着刻度说：“病不是数字，是活人呼吸的节奏。”当时我不懂，如今听着二胡声里孩子的喘息，才知那“节奏”二字重若千钧。当晚回寓所，灯下整理药单，窗外忽有人叩窗。推门见是留法同学陈伯琦，西装肘部磨得发亮，手里拎着个油纸包。“刚从商务印书馆出来，”他把纸包塞给我，“你猜印了多少册？”我打开，是《动物庄园》中译本，封面上烫金的猪头图案被煤灰蹭掉一角，露出底下铅灰色的纸板。“首印三千，”他压低声音，“可昨天下午，福州路代销处就退回来一百二十本——说‘农人看不懂猪说话’。”我翻到扉页，发现印着一行小字：“谨献给索邦圆顶下所有未熄灭的烛火”，署名却是“译者：无名”。陈伯琦苦笑：“审稿的周先生说，若印真名，怕海关扣下。可这‘无名’二字……”他顿了顿，从内袋掏出张皱巴巴的电报，“今早收到的，马赛港发，只有九个字：‘烛火不灭，因风而烈。索。’”我捏着电报的手微微发颤。那年在维尔讷夫别墅，他送我照片时，壁炉里松枝噼啪爆裂，火星溅上他手杖顶端的黄铜雕花——一只展翅的渡鸦。此刻我忽然记起，手杖里嵌着枚子弹，是他中枪后医生取出的，他却坚持留着，说“子弹该留在故事里，不该留在身体里”。当时我只当是文人的倔强，如今想来，那枚子弹何尝不是一颗未引爆的引信？它静静躺在橡木杖芯里，像一句悬而未决的判词，等某个雪夜，等某双冻僵的手握住它，等某扇门被撞开时，才猝然迸出灼热的光。腊月廿三，小年夜。我应约去徐家汇藏书楼查资料，馆员递来一摞线装《申报》合订本，灰尘簌簌落在袖口。翻到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刊，赫然见一则短讯：“英伦消息：前日伦敦塔桥附近发生枪击，索邦教授莱昂纳尔·索雷尔先生左臂中弹，所幸无性命之忧。据悉其正为泰坦号沉没小说搜集海事档案……”报道仅百余字，末尾附着张模糊的现场速写：雨雾中的石桥栏杆，地上摊着几页被踩脏的稿纸，纸角印着索邦文学院的烫金徽章。我盯着那徽章看了许久，直到眼睛发酸——那枚徽章，正与我箱子里那本霉烂笔记封底的压痕一模一样。原来他中枪那日，正替我誊抄《萌芽》中矿工罢工章节的批注，钢笔尖在稿纸上洇开一团蓝黑的云。归途路过四马路，书摊老板正收摊，见我驻足，掀开油布露出本残破的《老卫兵》：“严几道先生译的，只剩这半本了。”我买下，回家剪开书脊，果然在夹层里摸到张薄纸——是索雷尔亲笔写的《故乡》译注，毛笔小楷密密麻麻，补全了严复删去的七处心理描写。最末一行写着：“中国人离乡时，行李箱里装的不是物件，是未拆封的昨天。故土二字，实为动词。”我对着油灯细看，墨迹在火光里微微起伏，仿佛那字正随着呼吸轻轻搏动。除夕守岁那晚，外滩钟楼敲响十二下，我独坐灯下重读他批注过的《情感教育》。窗外烟花爆裂，映得纸上字迹忽明忽暗。翻至弗雷德里克在剧院重逢阿尔努夫人那章，他朱笔圈出一句：“他忽然明白，所谓永恒，并非时间凝固，而是瞬间被赋予重量，重得足以压弯人的一生。”旁边空白处添了行小字：“汝归国后，或觉此句甚轻。待见饿殍枕藉于道，闻幼女啼饥于市，方知‘重量’二字，原需以血称量。”正看得入神，门环忽被叩响三声，缓而沉。开门只见个穿灰布长衫的少年，约莫十六七岁，肩头落着薄雪，手里捧着个青布包袱。“先生找您三日了，”他喘着气递来一封信，“说若您问起，便答‘渡鸦衔枝，终筑新巢’。”我拆信，里面没有称呼，只一张素笺，压着枚干枯的梧桐叶——叶脉清晰如掌纹，叶柄处用极细的金线缠着，线头系着粒米粒大的黄铜片，凑近了看，正是渡鸦侧影。背面是索雷尔的字迹，却非法文，而是工整的汉字：“见叶如见人。巴黎梧桐十月落叶，上海梧桐正抽新芽。尔箱中笔记虽毁，然墨痕已入汝骨；尔未寄之照，吾窗台花盆底压着汝入学时合影——彼时汝辫子尚在，笑得露了虎牙。昨夜风大，吹落三片叶，吾拾起，夹进《泰坦号沉没》手稿第47页。此书三月后付梓，封面将印汝故乡长江入海口航拍图。另：手杖子弹已取出，熔铸成一枚书签，随信附上。”我抖开包袱，里面果然有枚铜书签，形如展开的翅膀，翅尖锋利，能轻易划开纸页。翻过来看，背面蚀刻着两行小字：“此处宜停顿 / 此处须燃烧”。窗外，新年第一声爆竹炸响，震得窗棂嗡嗡作响。我攥紧书签，金属棱角硌进掌心，微微刺痛。远处传来童谣声，是弄堂里孩子围着火盆唱：“爆竹响，灶王爷上天；带句话，人间烟火暖。”我忽然想起在索邦听他讲福楼拜那日，他敲着黑板说：“伟大作品从不预言未来，它只是把未来的种子，种进当下最贫瘠的土壤里。”当时窗外正飘雪，雪花扑在玻璃上，瞬间消融，只留下蜿蜒水痕，像一道未干的泪。如今我掌中这枚铜翼，正映着油灯昏黄的光，翅尖那点锐利，既可裁开蒙昧的纸，亦能刺破虚妄的幕。我起身推开窗，寒气裹着硝烟味涌进来，远处外滩灯火如星，近处弄堂灯笼晕开一团团暖红。风掠过檐角，捎来一丝若有若无的梧桐气息——不是巴黎的，是上海的，清冽中带着微苦，像未熟透的果子，又像即将破土的新芽。我返身取过砚台，磨浓墨，铺开宣纸。笔尖悬停半晌，终于落下第一字。墨迹在纸上缓缓洇开，如一小片深色的海。写完抬头，墙上那张索雷尔照片在灯下静默如初，单片眼镜后的目光温和而锐利，仿佛正穿透十二年光阴，落在我悬腕的右手背上。窗外，黄浦江的潮声隐隐传来，涨落之间，自有其不可违逆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