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八日，上海。
谢晋到家时，是傍晚六点十七分。
徐大雯把银耳羹，从保温桶倒进青花碗。
碗边磕了一道细纹，是1962年大儿子打碎的。
她用鸡蛋清粘过三次，每次都用同一根竹签，抹平裂纹。
“金狮呢？”
“在香港。”
谢晋把中山装脱下，挂在门后的木衣架上。
袖口那两寸余量，被他的汗浸成深色。
徐大雯没问为什么。
她把银耳羹，放在方桌靠东的位置。
那是谢晋坐了二十年的位子，藤椅扶手的黑胶布，今年三月又换过一次。
“周师傅来过电话。”
谢晋刚拿起勺子。
“他说那块牌位，背面十六个名字，他记得十二个。剩下四个，他阿爸没来得及写。他想问问你，能不能用‘无名氏’。”
谢晋把勺子放下。
“你怎么说？”
“我说，你八月二十号才回。”
徐大雯坐到对面，把散落在桌面的米粒，一粒粒拢进掌心。
“周师傅说，那我等到八月二十号。”
谢晋看着那碗银耳羹。
莲子浮在汤面，红枣去了核。
他忽然想起1980年冬天，周永和第一次来北京电影厂。
五十三岁的修表师傅，穿着借来的中山装，袖口长四寸，折了三道。
他站在办公室门口，不肯进来。
“谢导演，我就在这儿说。”
“您说。”
周永和把一块旧怀表，从内袋掏出来。
“这是我阿爸留在槟城的表，1942年走的，人没回来，表托人带回来了。”
“表坏了三十九年。1978年我把它修好了。修好的那天晚上，它走了三个小时，又停了。”
他把表放在门框上。
“您要是觉得我这脸能上镜，我就来。要是不能，这块表给您，做个念想。”
谢晋拿起那块表。
表盘裂了一道缝，时针指着三点十七分。
“周师傅，这表是你阿爸几点走的？”
周永和沉默了很久。
“1942年3月17日。下午三点。”
谢晋把那碗银耳羹喝完。
莲子剩了三颗，在碗底。
“大雯。”
“嗯。”
“明年四月，那盆茉莉开了，给周师傅寄一枝。”
徐大雯把拢在手心的米粒，倒进灶台边的陶罐里。
那是她三十年的习惯，洗米时漏掉的，一粒不扔，攒着喂弄堂口的野猫。
“你自己寄。”
谢晋没说话。
他看着窗外。
上海九月的暮色，从梧桐叶的缝隙漏下来，在水泥地上映出铜钱大小的光斑。
他想起1968年冬天，蹲在牛棚墙角堵风的时候。
风从砖缝钻进来，他用棉袄塞住缝。
棉袄太薄，风从棉花里又钻出来。
他蹲了一夜。
天亮时腿站不直了，扶着墙慢慢坐下。
掌心按在冰凉的水泥地上。
那双手，后来拍了二十七部电影。
此刻他把这双手，平放在藤椅扶手上。
黑胶布边缘翘起一角，他用指甲按平。
“大雯，你说周师傅那十二个名字，他记了多久？”
徐大雯正在收拾碗筷。
“他说是1978年开始想的。想了三年。”
“三年，十二个名字。”
谢晋的声音很轻。
“那些名字，他阿爸没来得及写，他替他阿爸写。这不是记性，这是…”
他顿住，没说下去。
徐大雯把碗放进水盆。
“是什么？”
“是归处。”
谢晋站起来，走到窗边。
“那些名字，不管记得全不全，它们有个归处。周师傅的归处，就是替阿爸把名字写下来。我的归处，是把周师傅这些人拍下来。你呢？”
徐大雯没回答。
她把水龙头拧小，让水流细细的，像1968年那些冬夜，她偷偷给他送饭时，脚步踩在雪地上的声音。
“我的归处就是把这碗银耳羹，炖到你喝的那天。”
谢晋没回头。
窗外的梧桐叶，在暮色里一片一片暗下去。
九月十九日，香港清水湾。
凤凰木下那粒骨朵，今早威叔量过四点一毫米。
他记在本子上，又用铅笔在数据下面，画了一道横线。
横线很重，纸页被划破了一小道口子。
谭咏麟蹲在旁边看。
他今天没去录音棚。
新专辑《想将来》已进压片厂，八月十三上市。
四白金印量，鑫时代给他放了一周假。
他没回家，开车到清水湾。
“威叔，你说这树，是不是也有记性？”
威叔把本子合上。
“树没记性。人有。”
“那它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开花？”
“它不知道。”
威叔站起来，膝盖响了，像谢晋在威尼斯领奖台那声响。
“它只是等。等着等着，时候到了，就开了。”
谭咏麟没说话。
他想起1980年11月22日，红馆那场演唱会。
两万人坐在一起，安安静静写信。
他站在台上，唱那首《月光光·1980》。
唱到“太平归来做新郎”时，台下有个阿婆站起来，举起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眉眼模糊，边角磨损。
她把照片举过头顶，举了整整三分钟。
他没敢看那张照片。
他怕自己会哭。
现在他蹲在凤凰木下，忽然问威叔
“你说那个人，后来收到信没有？”
“哪个人？”
“红馆那个阿婆。她写给谁，我不知道。但她举照片的样子，我一直记得。”
威叔把喷壶放下。
“阿伦，你唱那首歌的时候，她站起来举照片，不是让你看见。”
“那是让谁看见？”
“让她自己看见。”
威叔拎起喷壶，往食堂走去。
“那封信，不是写给那个人的。是写给她自己的。”
谭咏麟蹲在原地。
凤凰木的影子，落在他背上。
他把手伸进裤袋，摸出那张1981年7月1日在红馆门口，捡到的船票复印件。
仁川到香港。
1948年3月。
背面铅笔字
“若能生还，当以歌报。”
他把船票复印件折好，放回裤袋。
站起来。
膝盖也响了。
他追上威叔。
“威叔，你说那阿婆举照片，是为了让自己看见。那她看见什么？”
威叔没停步。
“她看见她自己还记着。记着那个人还在她心里。那个人没回来，但她的记性把他带回来了。”
谭咏麟愣住。
“带回来？”
“嗯。”威叔推开食堂的门，“回归人，不是人回来。是记性回来。人回不来，记性回来了，也算。”
九月二十日，九龙塘。
张国荣从邵氏影城收工，开车绕道去徐小凤的旗袍铺。
《失业生》拍了四个月，今天杀青。
他穿着戏里那件校服外套没换，领口的汗渍洗不掉。
化妆师说算了，反正也穿不了几天。
徐小凤在铺子后间，替一件靛蓝色嫁衣收边。
她戴着老花镜，针脚细密得像蚕吐丝。
邓丽君坐在对面，面前摊着一叠乐谱。
那是她八月从槟城带回的十七卷开盘带里，第七卷第三首的记谱。
唱歌的老人叫林金枝，九十二岁，1941年嫁给一个橡胶工人。
丈夫1942年，被日军征去修铁路，1945年没回来。
她等了他四十年。
1981年6月，邓丽君去她家录音。
老人坐在床沿，唱了一首她母亲教的福建童谣。
唱到第三句，忘了词。
她停了三十秒，然后说
“他走那年，我二十三。现在六十一了。”
张国荣站在门槛边。
徐小凤没抬头。
“eie，帮我拉着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