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目光一凝。赵贞吉继续道：“总参谋部之设，乃诸位阁老与苏检正等深谋远虑之举，化私兵为公器，统调遣于中枢，使我大明兵锋所指，如臂使指。”“此制关乎社稷根本，殿下必须持续推进，...苏泽站在内阁值房门口，没有立刻进去。他听见里面传来张居正压低却仍带锋芒的声音：“……韩楫所言‘变乱祖制’，实乃危言耸听！吴县之法，使雇工免役、坊主减负、县库充盈，三者皆利，何来盘剥？若此亦为‘变乱’，那请问元辅，何谓‘守制’？是守纸上空文，还是守百姓生计？”高拱的声音则如古井无波：“次辅莫急。老夫非疑吴县之效，只忧其法无例可循，无律可依。朝廷颁行一条鞭法，明旨‘凡徭役皆折银，按丁田均派’，而吴县径将丁口之役，转系于坊主之商籍——这‘丁口’二字，尚在不在朝廷黄册之中？若今日可移役于坊主，明日是否可移税于船帮、移粮于盐商？法度之重，正在其不可轻移。移之易，崩之速。”屋内一时寂静。苏泽抬手整了整袖口——那里绣着一枚极细的银线云纹，是东宫特赐的“密奏直呈”标记。他深吸一口气，推门而入。满堂目光骤然聚来。张居正眉峰微蹙，高拱眼底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审视，其余阁臣或垂眸啜茶，或捻须不语，唯户部左侍郎王遴悄悄朝他颔首，指尖在案角轻叩两下，那是他们此前密约的暗号：事已成局，只待落子。“臣苏泽，奉太子殿下密谕，再陈吴县、介休实情。”他躬身，不疾不徐，“前番密奏，仅述其表；今次所陈，乃溯其本。”他并未呈上新折，而是自袖中取出一卷素绢，双手捧至御前内监转呈——那是他亲自督造的《吴县雇工户籍图册》拓本，共三十六页，每页绘一坊，列明坊主姓氏、工坊规模、雇工人数、工种、月俸、代役银数额、抵扣商税明细，更附有雇工按指印的《自愿登记书》二十七份，及吴县户房盖印的《银折征稽核录》副本。“此册所载，非止账目。”苏泽声音清越，“而是吴县三百二十一名织工、一百六十九名染匠、八十四名踹布工，在官府备案之‘活口’。他们不再只是黄册里‘某里某甲某丁’的墨字，而是有了姓名、住址、工种、薪俸、代缴银额——连同其妻儿在乡所领之‘助耕银’（因夫役已代缴，县衙按例减半征其家田赋），俱载于册。”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诸公：“诸位大人请看第廿三页——‘锦云坊’李阿大，崇祯三年入坊，原籍常熟，今赁居吴县北市桥。其妻在乡务农，得‘助耕银’一钱五分；其长子入坊学徒，月领饭贴三分；次子入义塾，免束修。此非恩赐，乃因李阿大名下代役银足额缴纳，其户即被纳入‘坊籍优抚名录’。吴县已设‘坊籍’与‘里籍’双轨，凡坊籍者，子女就学、病请医署、冬发炭薪，皆有定例。”张居正霍然抬头：“竟有此制？”“有。”苏泽从怀中取出另一册薄本，“此为《吴县坊籍优抚则例》抄本，蔡知县手订，县衙刊印三百部，分发各坊、义塾、医署、火政司。其中明载：凡坊主代缴雇工代役银满一季者，其雇工即享‘坊籍初等保障’；满一年，升‘中等’，增病恤、丧补；满三年，晋‘高等’，可荐子弟入县学附读，并予宅基优先配售权。”高拱手指缓缓摩挲案角紫檀木纹：“……如此，则役银非止赋税，实为‘准入凭证’？”“正是。”苏泽声如磬击，“役银在此，已非单纯财政征收，而是吴县构建‘城市民籍’的基石。雇工纳役银于坊主，坊主纳银于官府，官府以银购服务（医署药、义塾师、火政巡更），再反哺雇工——环环相扣，闭环运行。百姓手中那张代役银收据，既是完税凭据，亦是福利凭证，更是身份印记。”他忽然转向户部王遴：“王侍郎，请问户部近年可有统计，江南诸府‘流寓人口’中，实际定居逾三载、有固定工坊契约、子女入本地义塾者，几何？”王遴一怔，随即翻开随身携来的《万历四年户部流寓简录》：“苏主事问得极准……苏州府报‘久寓’者，七县合计四万三千余口，然能确证‘有契、有籍、有学’者，仅吴县一地，便占三万一千。”满堂寂然。苏泽再取一物——非册非卷，乃一方青灰陶砖，砖面阴刻“万历五年·吴县火政司·北市桥段·第柒号”字样，背面则以朱砂小楷密密题写：“锦云坊李阿大，代役银讫，坊籍丙字壹仟贰佰叁拾肆号。遇火，凭砖领赈三日米二升、炭五斤、药一剂。”“此砖非砖，乃‘民籍之契’。”苏泽将陶砖置于案上，声音沉静如古钟，“吴县不铸铁券，不发朱票，而以砖为信。砖埋桥基，与坊同固；砖存人安，人去砖在。官府凭砖稽查，坊主凭砖申领，雇工凭砖受济。一砖之下，三权俱立：官府之责、坊主之诺、雇工之权。”他目光如刃，直刺向一直沉默的吏部尚书张瀚：“张部堂，您掌天下铨选。敢问，若有一吏，十年治一坊，使三百雇工安居乐业，其功可比循吏？若有一令，三年建一籍，使三万流民化为良民，其绩可称能臣？朝廷考功，向以‘催科无逋、狱讼无滞’为上，可曾想过——当百姓不再逃役，而是争缴代役银以换砖籍，此乃何等之治？”张瀚喉结微动，未答。此时，一直闭目养神的礼部尚书陆树声忽睁双目，捻须缓道：“苏主事，老朽有一问：吴县坊籍，既享优抚，可纳税否？”“纳。”苏泽答得干脆，“坊籍者，月俸超八钱者，另征‘市厘银’一分，专充义塾膏火；超一两五钱者，加征‘火政银’半分，充巡更夜灯。此银不入正税，单列‘坊籍附加’，由坊主代扣代缴，账目公示于坊门。蔡知县言：‘优抚非施舍，权利必伴义务。’”陆树声微微颔首，似有所悟。苏泽却不歇气，又自袖中抽出第三件物事——一叠泛黄纸页，竟是数份不同年份的《吴县乡约》抄本。他展开最旧的一份，崇祯元年，条款森严，以“敦孝悌、重农桑、黜异端”为主；再展崇祯三年，则新增“禁克扣工价、限夜作时辰、设工坊议席”；至万历五年最新本，赫然列有“雇工可举坊董、坊主须赴义塾讲习、代役银稽查由雇工代表参与”三条。“乡约非官颁，乃坊议而成。”苏泽道，“每月初一，各坊设‘工议台’，雇工推举三人，与坊主、里正、医署吏共议坊务。代役银如何用、义塾如何教、炭薪如何分，皆需工议台画押方准施行。蔡知县亲赴七坊，坐听三日，而后将工议之言，汇入新版乡约。”张居正猛地起身，绕案踱步三匝，忽停步，盯着苏泽：“你此番所陈，非为辩吴县之是非，实为立一新制？”“不敢。”苏泽深深一揖，“臣所陈，不过吴县之实。然实者，即理之胚芽。一条鞭法若止于‘折银’，终是术；若能借银为引，导出民籍、坊治、权责之新局，则为道。术可效，道可传。吴县之砖，今日埋于北市桥，他日或可铺向金陵、临清、佛山——只要朝廷肯认此砖为‘籍’，肯许此议为‘政’，肯将‘役银’二字，从‘负担’正名为‘准入之钥’。”他顿了顿，声音陡然拔高，字字如凿：“诸公所争吴县、介休，表面是法条曲直，实为两条路：一条，是介休之路——以新政为皮，裹旧蠹之核，借金融之巧，行盘剥之实，使民愈困而官愈富；另一条，是吴县之路——以新政为桥，渡工商之变，借税收之衡，立民籍之信，使民愈安而国愈固！王国光赞介休‘民皆称便’，因所问者，唯乡绅父老；韩楫斥吴县‘盘剥商贾’，因所察者，仅坊主账房。而周弘祖见票号兑银之弊，于慎行见雇工领砖之喜——二者皆真，却只见半壁江山。故臣斗胆，敢请内阁明颁一道札子：一、严查介休票号，追缴赃银，革卢见微职，彻查山西布政司金融监管之失；二、嘉勉吴县蔡言，擢知苏州府同知，专理‘工商籍政’；三、敕户部、礼部、都察院合拟《坊籍试行则例》，于苏、松、常、镇四府先行；四、更关键者——请太子殿下颁诏，明定‘代役银’三字，自万历六年始，正名为‘民籍准入银’！”满室无声。窗外忽有风过，卷起值房檐角铜铃，叮咚三响。张居正仰首望梁，良久，忽而朗笑：“好一个‘民籍准入银’！苏泽，你今日所呈，非奏疏，乃檄文！”高拱亦缓缓起身，走到苏泽面前，凝视他袖口那枚银线云纹，忽然伸手，轻轻拂去纹路上一点微尘。“此纹，当配新名。”他声音低沉，却字字入耳，“自今日起，东宫密奏直呈者，不称‘密奏’，称‘籍政疏’。”他转身，面向诸阁臣，袍袖一振：“传老夫手谕——即刻誊录苏泽三册一砖一约，分送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三日后，内阁集议，不议吴县对错，只议——我大明，可愿为三万流寓之民，铸第一方‘籍政之砖’？”苏泽垂首，肩头微不可察地一松。他知道，那方青灰陶砖，终于叩开了京师朱门。而砖缝里钻出的第一株草芽，名字叫“国民”。——不是“子民”，不是“编户”，不是“丁口”，是“国民”。当李阿大的儿子拿着那张代役银收据，走进吴县义塾，先生问他姓名籍贯，他不必再嗫嚅着说“常熟人，流寓”，而是挺直脊背，清晰作答：“学生李栓子，吴县坊籍丙字壹仟贰佰叁拾肆号。”那一刻，大明的疆域，在官府的舆图之外，悄然多了一寸——那是三万双沾着丝线与浆糊的手，共同夯出的、带着体温的疆土。苏泽走出内阁，春阳正好，照得他袖口银线云纹灼灼生光。他没回值房，而是拐进隔壁通政司廊下。那里，新到的《商报》刚贴上布告栏，头版大字赫然：【役银正名论：从“代缴”到“准入”，我们缴的不是银，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姓名权！】底下一行小字，是本报特约撰稿人署名：吴县织工李栓子（代笔）。苏泽驻足良久，忽然从怀中摸出一枚铜钱——那是他昨日在吴县码头，李阿大硬塞给他的“谢砖银”。铜钱边缘已被磨得温润发亮，正面“万历通宝”，背面隐约可见一道极细的刻痕，凑近才辨出，是两个歪斜小字：“李记”。他攥紧铜钱，掌心沁出汗来。原来所谓近代国家，并非高阁宏论，它就藏在这枚被汗水浸透的铜钱里，藏在李阿大冻裂的手掌中，藏在李栓子义塾课本扉页上那个用力描了三遍的“吴县”二字里。路还长。介休的毒瘤要剜，吴县的嫩芽要护，全国的砖窑要建。但此刻，苏泽知道，那第一方“籍政之砖”，已然烧制出炉。青灰，粗粝，棱角分明。上面没有龙纹，没有玺印，只刻着一行字：万历五年·吴县·民籍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