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卫生间的镜子前，李天明抬头看了一眼自己现在的模样。原本只有两鬓多了几根白头发，现在已经白了大半。那天从监护病房出来，守在外面的亲人们，看到他的时候，都被吓了一跳。“爸，我来吧！”苏明明站在门口，看着李天明，眼神之中满是担心。这些日子，李天明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哪怕宋晓雨已经从监护病房，被转到了普通病房也是一样。“不用！”李天明说了一句，端着脸盆，手上还搭着一条温热的湿毛巾。“让孩子们来......“哥，亘大完了！”李成儒听见这句话时，正坐在审讯室的硬塑料椅上，双手被铐在桌沿下的不锈钢环扣里。窗外天光惨白，是那种雨前特有的、沉甸甸的灰，压得人喘不过气。他没抬头，只盯着自己左手无名指根部一道浅浅的旧疤——那是十年前在澳门赌桌上，输急了拿打火机烫的。当时许家英还拍着他的肩笑：“老李，你这手烫得值！烫出个新起点！”起点？呵。他喉结上下一动，咽下干涩发苦的唾液，像吞了一把沙砾。审讯员刚走，留下的记录本摊在桌上，第一页写着“李成儒，男，52岁，亘大地产有限公司股东、董事、财务总监（代）”，后面跟着密密麻麻的铅笔字：涉嫌挪用资金、违规担保、虚假注资、关联交易隐瞒……一条条，像缠绕而上的蛇，越勒越紧。他忽然想起昨夜做的梦。梦里是1970年，东北黑土地，雪下三尺，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蹲在自家土坯房门口，用冻裂的手扒拉着灶膛里的余烬，给庄薇薇熬一碗红糖姜水。那时她才十九岁，扎两条乌油油的大辫子，站在柴垛旁看他，眼睛亮得像冻住的溪水。她递来一只搪瓷缸，缸沿磕掉了一小块蓝釉，露出底下灰白的铁皮。他说：“等以后有钱了，给你买金的。”她低头笑，睫毛扑闪，说：“别瞎说，能吃饱，就比金子强。”那一年，他十七岁，她十九岁；他以为日子就是这么一天天熬出来的，慢，但实在。可后来呢？后来他考上了广州外贸学院，分配进轻工局；后来他认识了许家英，在酒桌上一杯接一杯喝下去，对方拍着胸脯说：“老李，咱不靠关系，靠胆子！”后来他和庄薇薇结婚，生下李大海，又在儿子六岁那年，把那个演《春江花月夜》的女演员带进了家里；再后来，他亲手签了离婚协议，庄薇薇什么都没要，连儿子户口本上的名字都没改——她只说：“孩子姓李，一辈子都是你李家的人。”他当时竟还觉得她傻。如今想来，不是她傻，是他瞎。门锁“咔哒”一声轻响，审讯室门开了。进来的是个穿便装的中年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拎着个深褐色牛皮公文包，左胸口袋插着一支钢笔，银色笔帽在灯光下泛着冷光。李成儒认得他——市经侦支队副支队长，姓周，去年在一次政企座谈会上见过。周支队长没坐，也没看笔录，只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拉开拉链，取出一个文件袋，轻轻推到李成儒面前。“李总，打开看看。”声音不高，却像铁锤砸在冰面上。李成儒没动。周支队长也不催，只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支，又放回去，没点。“你不用怕我们公报私仇。”他顿了顿，“许家英交代得很清楚，所有关键账目，签字、盖章、转账指令，都是你一手经办。但他也说了，最后一笔八千七百万的过桥贷，是你拦下来的。”李成儒终于抬起了头。周支队长看着他：“三天前，苏崇兴部长亲自批了条子，让审计组暂停对亘大‘资本金实缴’一项的追溯调查——你知道为什么吗？”李成儒嘴唇微颤。“因为你在审计组进驻前一天，把天河湾项目全部预售合同原件、购房人身份信息、银行流水底单，连同两份内部会议纪要，用顺丰特快寄到了省纪委信访办。”周支队长指尖点了点文件袋，“就在里面。寄件人填的是你本人身份证号，收件地址写了三遍，每遍笔迹都不同，但指纹比对确认是你右手拇指。”李成儒猛地吸了一口气，胸口剧烈起伏。他确实寄了。不是为了自保，更不是为了立功。是那天晚上，他翻出庄薇薇当年留在柜子里的一个旧铁皮盒。盒底压着一张泛黄的纸——是1970年生产队分粮的登记表，上面有他父亲的名字，旁边画了个歪歪扭扭的“√”，表示领到了三十斤高粱米。纸背面，是庄薇薇用铅笔写的几行小字：“成儒爸病了，我替他去队里扛麻包，一天挣八分工。他今早咳血了，我没敢让他知道我去了。”他盯着那几行字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五点，他开车去了公司档案室，调出了天河湾所有原始资料。那些钱，本来是要转进许家英在香港开的壳公司，用来支付一笔“咨询费”——实则是给某位退休老领导的“顾问酬劳”。可当他看到购房人名单里，有十七个名字后面标注着“低保户”“残疾人”“失独家庭”，看到其中一位八十二岁的老太太，用卖了祖宅的钱，交了五十万首付，只为了给瘫痪三十年的儿子换套电梯房……他抄起桌上裁纸刀，一刀划开了装材料的牛皮纸袋。“你寄这些东西，没通知任何人？”周支队长问。“没有。”李成儒哑着嗓子，“连快递员，我都换了三家店，跑遍了天河区七个网点。”“为什么？”李成儒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光由灰转青，雨丝终于斜斜地飘下来，敲在玻璃上，嗒、嗒、嗒。“我儿子……今年二十八岁。”他忽然说，“上个月，他托人给我带了样东西。”他伸手，从贴身衬衫内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信封没封口，里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穿工装的年轻男人，站在一片绿油油的稻田边，身后是几排崭新的砖瓦房，房顶上架着太阳能板，烟囱冒着淡淡的白烟。男人咧着嘴笑，牙很白，眼角有细纹，像极了他年轻时的模样。照片背面，一行钢笔字清瘦有力：“爸，我在黑龙江农垦建了三个有机农场，明年第一批大米上市，叫‘回流稻’。您要是哪天回来，我留了间屋子，炕烧得热，米粥熬得稠。”署名：李大海。周支队长接过照片，没说话，只把它轻轻放回信封，又推回李成儒面前。“李成儒，你涉嫌的罪名，按现有证据，至少十年以上。”他语气平静，“但你主动移交关键证据，协助查清天河湾项目中三十七套保障性住房被违规出售的事实，使十八户真正困难家庭得以保住房屋产权——这一项，算重大立功表现。”李成儒没应声，只是把照片慢慢抚平，指尖在儿子笑弯的眼睛上停了停。“另外，”周支队长从公文包里又取出一份文件，“这是省高院刚下发的司法解释补充条款，针对‘主动退赃并配合挽回国家损失’的情形，明确可适用缓刑。”李成儒怔住了。“许家英名下香江信托基金被冻结的资金，共计四亿三千万元，已全额划回亘大账户，用于补缴税款及退还购房人款项。其中，你个人名下追缴的两千一百万，法院裁定以‘代持股权收益’名义，定向划拨至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下属‘青年返乡创业扶持基金’——基金发起人，叫李大海。”窗外雨声渐密。李成儒忽然想起李天明说过的话。不是训斥，不是嘲讽，而是某次饭后，两人在院子里喝茶，李天明指着墙角一株被台风刮断又重新抽枝的老榕树，淡淡道：“你看它，断的地方长出新皮，比原来还厚。人这一辈子，错处不是疤，是养分。”他当时嗤之以鼻。此刻，他低头看着自己布满老年斑的手背，那道烫疤早已淡成一条浅褐色的线。“我……还能见我儿子一面吗？”周支队长点点头：“下周三，他作为返乡创业典型，要来省里参加经验交流会。会后，可以安排半小时探视。”李成儒闭了闭眼，再睁开时，眼里没了颓败，只有一种近乎钝重的平静。“那……替我谢谢他。”“谢什么？”“谢他没把那间屋子，烧成灰。”周支队长微微颔首，起身离开。门关上前，他顿了顿：“对了，庄薇薇同志昨天来过。她留下一样东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磨得温润的核桃，放在桌上——正是李成儒在罗汉床上磕到的那一颗。另一颗，大概早被他丢在哪个角落了。核桃静静躺在那里，纹路深刻，圆润饱满，像一颗被岁月包浆的心。李成儒伸出手，没去拿，只隔着三寸距离，掌心向上，仿佛托着什么。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教他辨核桃：好的核桃，纹路要深而不乱，握在手里要有坠感，沉，稳，经得起揉搓。当年他盘了二十年，以为盘的是身价，是体面，是别人眼里的光鲜。原来盘的，是等一颗心重新长出筋络的耐心。门外传来脚步声，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李成儒缓缓收回手，十指交叉，搁在膝上。雨还在下。但窗缝里，一缕微弱的阳光正艰难地挤进来，斜斜地切过桌面，落在那枚核桃上，照得它泛起一层温润的、近乎透明的琥珀色光泽。他凝视着那束光，很久很久。然后，极其缓慢地，弯下腰，额头抵在交叠的手背上。不是忏悔，不是崩溃，更不是放弃。只是终于肯把脊梁，弯成一捧能盛住雨水的弧度。而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垦区，李大海正踩着泥泞的田埂往回走。他裤脚沾满泥点，肩上扛着把锄头，身后是刚翻过的黑土地，湿润，肥沃，散发着浓烈而踏实的腥气。远处，炊烟袅袅升起，混着新蒸米饭的香气，飘散在湿润的风里。他摸了摸胸前衣袋——里面有一封没寄出去的信。信纸上只写了三行字：“爸，稻子熟了。炕烧热了。粥，熬得稠。”他笑了笑，把信折好，又塞了回去。雨停了。天边，一道完整的彩虹横跨南北，一头扎进金灿灿的稻浪，另一头，隐入苍茫的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