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刚这边忙碌的同时,陈念薇那边也没闲下来。
只是她的忙碌和赵志刚不一样,赵志刚是打电话找人,她是打电话找律师。
陈念薇联系了港城那边的朋友,辗转找到了一个专门做知识产权官司的律师。
律师姓梁,四十多岁,据说在港城业内很有名气,打赢过几起跨国版权纠纷,上过报纸。
陈念薇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和他说了一遍。
周卿云的《山楂树之恋》,版权在他手里,没有授权给任何人,但文化局的王副局长背着作者跟港商签了授权合同,盖了公章,签了字,现在港商拿着合同要拍电影,作者不同意,但不知道该怎么做。
律师听完,沉默了一会儿,问了一个问题:“你手上有没有作者亲笔签名的版权声明?或者任何有时间戳能证明作者没有授权给文化局的书面文件?”
陈念薇说:“有。作者本人就在我旁边,他可以作证。”
律师在电话那头笑了,那笑声里带着一种职业性的无奈。
“陈小姐,作证是一回事,书面证据是另一回事。在法庭上,法官看的是白纸黑字,不是你跟我说他说。你们内地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在港城,合同就是合同,公章就是公章。你说他没同意,但你没有他不同意的书面文件,对方有政府出具的授权书。你说法官会信谁?”
陈念薇握着话筒,手指紧了紧。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官司打不赢?”
“我没说打不赢,”律师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
“我是说,不好打。你们占理,但对方手里有‘武器’。这个武器虽然来路不正,但它是真的,是有公章的,是有签字的。在法庭上,它和合法的文件看起来一模一样。要证明它是无效的,你需要证据,需要时间,还需要……运气。”
“需要多少钱?”陈念薇问。
律师报了一个数字。
陈念薇沉默了。
那个数字不小,比她预想的要大得多。
不是拿不出来,但如果砸进去,万一输了,那就是血本无归。
“而且,”律师又补了一句,“对方手里有政府出具的授权书,在港城法庭上,这份文件有没有法律效力,还要看法官怎么判。港城虽然法律体系独立,但跟内地政府的关系摆在那里。有些法官,不愿意在这种敏感案子上得罪人。”
陈念薇心里一沉。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偏袒对方?”
“我没这么说。我是说,有这种可能。在法庭上,没有百分之百的事。”
“那如果打官司,要多久?”
律师想了想。“少则半年,多则一两年。这种知识产权的官司最拖时间了。”
陈念薇深吸一口气,说了声“我再想想”,挂了电话。
周卿云在旁边听了,忍不住插话。
“怎么判?那是我写的书,他们没经过我同意,这还能不认?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陈念薇挂了电话,看着他,眼神里有些无奈,也有些心疼。
“律师说了,港城那边的法律体系和咱们不一样。他们认合同,认公章,认签字。咱们手里的证据,是‘我没同意’,是嘴上的,是人证。他们手里的证据,是‘政府同意了’,是纸上的,是物证。在法庭上,谁赢谁输,不好说。法官也是人,不是神仙。”
周卿云沉默了。
他想起那个林先生在机场说的话。
“你们政府说的话,难道不算数?”
当时他觉得这话是强词夺理,是无赖逻辑,是仗势欺人。
现在想想,人家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政府出的文件,盖了章,签了字,在外人看来,那就是有效的,那就是政府的表态。
至于这个文件是怎么来的,背后有什么猫腻,那是你们内部的事,外人管不着,也不该管。
周卿云坐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半天没说话。
陈念薇看着他,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别急,”她说,声音很轻,“总会有办法的。天无绝人之路。”
……
而此时的王副局长,日子却越过越舒坦了。
头两天,他还有些忐忑。
他怕上面来电话,怕有人找他谈话,怕那个姓赵的真有动用了什么了不得的背景,一个电话,他就见到了纪委的同志。
他等了一天。
两天。
三天。
没有电话,没有谈话,没有任何人来找他。
办公室的电话安安静静的,走廊里也没有传来“王局长,有人找”的喊声。
王副局长坐在办公室里,端着白瓷茶杯,看着窗外。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照在他脸上,照在他微微发福的肚子上,照在他擦得锃亮的皮鞋上。
院子里那棵梧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几只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
他忽然笑了。
那笑容从嘴角慢慢漾开,像一滴墨滴进水里,越晕越大,最后整张脸都笑开了。
现在的一片安宁说明了什么?
说明上面认为他做得没错。
说明有人在给他撑腰,而且是那种很硬实的腰。
说明那个姓赵的,不过是个纸老虎,叫得凶,咬不了人。
什么“北京的赵志刚”,什么“赵家的赵”,都是吓唬人的,虚张声势。
他靠在椅背上,翘起二郎腿,脚尖一晃一晃的,心情好得不得了,比喝了二两老白干还舒坦。
秘书进来送文件,看见他那副样子,愣了一下。
“王局长,您今天心情不错?有什么喜事吗?”
“不错不错。”
王副局长笑着接过文件,翻了翻,签了字,笔迹龙飞凤舞的。
“小张啊,明天那个会,你帮我安排一下。对了,晚上那个饭局,你帮我推了吧,这几天太累了,想早点回去歇着。昨晚上就没睡好,今天得补补。”
秘书应了一声,出去了,顺手带上了门。
王副局长放下茶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
他打开信封口,往里看了一眼。
一沓港币,全是百元大钞。
他数过无数次,一共五千块。
五千港币。
是他好几个月的工资,是普通工人好几年的收入。
最重要的是,这是港币,是外汇,能买到很多原本他买不到的东西。
文化局本就是清水衙门,这还是他收到过的最大一笔钱,从未有过的一笔钱。
他把信封拿在手里,掂了掂,沉甸甸的,压手。
又凑近鼻子闻了闻,有一股新钞票特有的油墨味,好闻得很。
他笑了笑,把信封放回抽屉里,锁好,钥匙在手里转了一圈,揣进兜里。
夜深了,王副局长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兴奋。
他想起那个姓周的年轻人拍桌子的样子,脸红脖子粗,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手指头指着他,说“你只能代表你王局长个人”。
他想起那个姓赵的闯进办公室的架势,公文包往桌上一砸,双手撑在桌沿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跟审犯人似的。
他想起他们跑来跑去、四处求人的狼狈,北京上海两头跑,电话打了上百个,到处托人找关系,低声下气的。
越想越觉得好笑。
你们能怎样?
你们能翻出什么浪?
你们有公章吗?
你们有签字吗?
你们有上面的人给你们撑腰吗?
没有。
你们什么都没有。
你们只有一张嘴,只有一肚子委屈,只有那些没用的道理。
可这年头,道理值几个钱?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过来,盖到下巴。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细细的白线。
他闭上眼睛,嘴角还挂着笑。
那笑容,在月光里,显得格外刺眼。